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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砺情操，践荣止耻 [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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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党中央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民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次重要的理论建设。践荣止耻，人的情操是根本，情操是人类的高级感情，是情感与理智、情感与价值观相结合的综合体。在日常用语中，情操是情感与操守的结合。现代心理学认为情操包含理智情操、道德情操和美感情操。包括创作与赏读在内的诗性活动，在我国广泛称之为诗教。这个独特的诗传统之根在中华文化经典。两者的结合，也就是运用诗教的传统来强化人们的情操建设，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和提高，对于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通过近现代心理学、美学的视角，人们会发现，诗性活动的本质在于审美，诗教的实质在于情感陶养。这样，传统诗教就与当代的教育理念在认识上得以接轨。这对于推动当前以践荣止耻为核心的全民素质教育，具有重大意义。下面，着重就诗教对于情感和道德两个方面的作用，从促进当前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设，作一些探讨。
一、诗育爱心
情感及其升华，是人作为高级动物的重要标志。然而情感有炽热和冷淡之分，有高尚与卑下之异。唤起人的情感并使之由冷漠到热烈，由低下到高雅，就是一个激活并进而陶养的过程。中国的传统理论说明，诗(同乐相结合)的教化作用之所以“其化人也速”，原因在于“其感人也深”(荀子《乐论》)。唐代的白居易也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一个“根情”，就把动人于心灵深处的根本因素在于诗，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也可以认为这是对先秦以来诗乐陶情的理论，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宋朱熹进而引申出“反情以和其志”正是《诗经》具有教化作用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同“情”相对的是“理”，那么，由于情的感染、陶冶、认同、升华而趋于高尚，比由于明理而提高道德的认知要来得自觉和深邃。这是由于情感内化为人的素质所致，这是教化作用的最大化。
情感的核心问题是爱心。儒家讲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讲兼爱，“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释家则讲同体大悲，普渡众生。爱心既是与生俱来的，又是后天可以加以激活和开发的。爱父母、爱家人直到爱他人，爱及人类，胸襟为之博大；爱生活、爱生灵、爱自然、爱国家，以丰富的同情心和悲悯情怀面对外部世界，内心世界不断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这更是一个激活、深化和升华的过程。
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有大量爱心乐群的颂歌，赤子童心，感人肺腑。对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对国家：“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对人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郑燮)；对友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对邻里：“邻家孀妇抱儿泣，我独展转何为情”(韦应物)，“豆花似解通邻好，引蔓殷勤远过墙”(高翥)；对亲人：“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对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诗经·小雅·蓼莪》)、“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这些真情挚爱的佳章名句，传诵千古。
以诗陶养情感，还应从诗心理学的角度作科学考察。审美理论告诉我们，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情感活动是审美活动的主流。但在审美经验(过程)前和审美经验(过程)后，情感活动难免不与价值观、道德影响等理性思维相伴而行(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因此，通过诗性审美活动陶养情感，激发爱心，节制私欲，明荣知耻，可以臻于《老子》的注释家王弼所说的“有情而无累”，或即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这种境界实际上就是基于足够的认知水平，从而能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以客观之真为准绳评价事物的理智情操境界。英国的雪莱说得好：“道德中最大的秘密就是爱。”这就是结论。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是国家颁布的公民道德规范。如果说，这应当是当代社会的伦理标尺，客观而理性，那么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更具善恶、美丑、爱憎等主观强烈感情倾向的价值、是非判断的客观依据，因而具有典型的感情与理智、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同一性。八荣八耻，是通过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凸现出对国家、人民、科学、劳动以至个人修身诸方面爱憎分明的感情。一个是九死无悔的深爱之情，一个是深恶痛绝的弃绝之情。刘禹锡有诗云“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形象地道出了人的情感最具直觉性、冲动性和活跃性，因而常常是人的行为的最直接的原动力。紧急情况下的“见义勇为”，未必是冷静思考的结果；“见财起意”，也未必是不明义利之辨。瞬间起决定作用的常常是高尚的情感和卑劣的欲念。因此，践荣而止耻，应当十分注重后天的陶冶和养成。诗教的历史实践无数次地说明，从小接受诸如岳飞的《满江红》和李绅的《悯农》一类诗章薰陶和教育的人，从心的深处就升腾着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的爱心，从骨子里就极端鄙弃卖国、害国以及坑农、浪费等行为。
中华文化传统中，释家讲因果报应、修持禅定；道家主张静虚无为，以理化情；儒家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是说情感既要陶养，还要讲节制，讲理性化。爱心的要害是抑私，但不是灭私。宋程颢说：“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人如果在情感上不那么自私，不那么动心计，就会达到“有情而无累”的境界了。
二、诗砺德操
道德情操是一种高水平的情感体验，是与评价一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相联系的。历史上制礼，虽定贵贱尊卑，但也还要以社会道德、行为为规范，使之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以社会道德准则作为区分是非、善恶、好坏的标准，是情操的核心。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关于道德情操及其修养途径，孔子讲仁义、忠恕、复礼。“仁者爱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的三纲八目，归结起来就是“明德”、“修身”。“修身”的目的即在“明明德”。王守仁解释《大学》是学作大人(与小人相对，即君子)之学。《孟子·滕文公下》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古人以正气为充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之气。体现于人，则为浩然气概，刚正气节。这些都是以理智情操修养道德情操的有效途径。
扎根于中华文化元典精神的诗教，有着砥砺情操的独特作用。若用现代诗心理学来观照，就易见其直接作用和当代价值。从诗的创作、欣赏的感情流程来看，存在着一种“移情作用”。这被认为是由德国学者立普斯倡导的美学基本原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鸟似因恨别而惊心，花似因感时而溅泪，物我借移情而统一。移情作用使作品成为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桥梁。清王夫之《诗绎》中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自得。”这种赏析者的情感投射作用强化了移情效果，使诗人、作品和读者之间产生超越时空的情感谐振，这就是“共鸣”。梁启超读陆游诗集后有“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之叹，这就是戊戌政变失败后的梁启超与一生抗金终悲九州不同的陆游之间的感情共鸣。共鸣的谐振特性会放大情感的互动效应。这是优秀诗作常使人一唱三叹，进而潜移默化、升华情况的机制所在。
按照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中提出的理论，人的需要有三个层次。一是生理需要，所谓“食、色，性也”，二是心理需要，即人际的“爱与尊重”等社会需求，三是“超越性需要”，是指“自我实现”。诗在陶养情感中的移情、投射和共鸣机制大有助于有志者实现精神层面上“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任何努力，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向道德情操的进一步升华。选择作为优秀文化的中华诗词为伙伴，来促进自己的精神层面“自我实现”的需要，则必然从众多的诗人和千万个诗的“受众”中，释放出健康个性和崇高品德的道德光芒。诗教也必然因此为与时俱进的、新时期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廊庙的构建，添砖加瓦。诗教之所以不朽也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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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是诗人内心感受的表达——浅谈诗的个性与表现手法的创新[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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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说：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文心雕龙·明诗》说：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写诗就是要表露心志，吟咏性情，自古如然。
人们的心志性情，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 “性相近”，大体是指先天方面，共性的东西； “习相远”，大体是指后天方面，个性的东西。从现代科学来看，人的先天就是千差万别的，如同没有完全相同的指纹一样，每个人的基因都是不同的，个性也就有了天生的差异。至于后天的环境、学习、经历，那就更加是各有所从，各具千秋了。古人说过：“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正是由于七情六欲的人性的普遍存在，每个诗人吟咏性情的诗作也就包含了社会性。由于有了这样的共性，才能达到一人吟诗、众人共鸣：昔人之作，千古传诵。但是，每个诗人的心志性情又是各不相同的，每首诗歌都是一个具体诗人在具体情境中发出的心声，这就形成了作品的个性。
在哲学概念上，共性是存在于个性之中的，我们不妨把这种关系引入到诗学上。诗的生命在于个性。包含于作品中的诗人的内心感受，是诗人的生命的火花，也是作品的生命。正因为诗人借助于作品，寄托了自己的生命，这作品才是有生命的。诗的社会性、现实性、时代性，都是存在于这种个性的生命之中的。每一个诗人，都是社会的人，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诗人的个人的内心感受，同时又都是一种社会的感受，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都会带有着时代的痕迹。如果离开了个性，离开了诗人的内心感受，诗的社会性、现实性、时代性又从何谈起呢?可以这样断言，诗没有了个性，就没有了生命：如果离开了个性去谈什么社会性、现实性、时代性，那就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只能是一些僵死的概念，僵死的文字拼凑，毫无生气的说教，绝不是诗。
举大家所熟知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例。杜甫写他自己在那个动乱的岁月中，孤苦栖身的茅屋竟被怒号的秋风摧毁，以至“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这些描写，是个人的感受，个性的东西，但其中又包含了社会性的东西。因为丧乱中栖身无所的这种苦难，遭遇者绝非是杜甫一人，这种哀苦的感情可以引起广泛的共鸣。我们从这首诗中不只是读出了杜甫的个人的苦难，而是读出了一个时代的苦难。杜甫由个人的悲苦，联想到了他人大众，写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诗句，这种激情的宣泄和理想的布扬，是从自身的内心感受中，很自然地引发出来的。个性与社会性、人民性、时代性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假如，诗人不是从自身的茅屋写起，没有自身内心的感受，而直接去说天下有多少贫民寒士呵，呼吁当局修筑千万间大厦，给人家解决住房困难云云，这样的诗就没有个性，就不成其为诗， “安得广厦千万间”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就是没有任何感染力的概念化的东西。由此可知，没有诗的个性，也就没有社会性可言。在杜甫的许多诗篇中，充满了伤时感物、忧国忧民的情怀，都是由表达切身感受，而显示博人襟抱，由小我而至大我，这既体现着杜甫的个性，也是杜诗的伟人精神和社会历史意义之所在。
又如，李白《蜀道难》一首描写山川风光的诗，为什么能够传唱千秋，至今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呢?大家都会说这是诗人的天才，李白是诗仙嘛!但我们就诗篇本身来分析，可以说它的感人的力量，是来自诗人内心的一种深邃而悲壮的非常独特的感受，造就了浪漫主义色彩浓郁的艺术境界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人不是客观地单纯地去描写自然山川，而是把蜀道的高峻雄险，和蚕丛开国的远古历史融合到一起，和“六龙回日”的缥缈神话融合到一起，和“杀人如麻”的残酷现实融合到一起，这些大自然的、社会历史的、神话的、现实的种种意象，是怎样融合的呢?这种融合过程，就是诗人内心感受的过程。诗人心灵在大自然与社会历史中驰骋回旋着，诗中所写的东西，已经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而只是诗人内心所感受的东西。诗人从眼睛看到的是山是水，内心感受中变化为非山非水，内心感受表达到诗中就成为诗山诗水。大自然是山是水，诗人的个性非山非水，而写出来的诗山诗水就是个性与自然与社会的完全的融合。我们从此诗中，读出了山川的峻险瑰丽，读出诗人的旷放情怀，也读出历史的苍凉和现实的忧虑，而这一切都融溶得浑然一体。
谈过李杜的名篇，再回头对比我们当前的诗坛。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个性的写作正在大量地涌现。在写社会生活方面，很少有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境遇，身边事物的直接感触，通过内心的深刻感受，锤炼出来的好的诗作。较多见的是叙写大的事件，诸如申办奥运成功、载人飞船上天，或是四季节日、隆重庆典，堆砌一些形容词语、赞颂口号，你写我写，人云亦云，连篇套话，大同小异。在写风景名胜方面，很少有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会到客观景象中，在诗中表达出独自的感受来。较多见的是见闻经过的叙述，或是描龙画凤的粉饰，即使加进去一两个感叹的句子，也大多是捡来的俗语，或是生硬的拼凑，完全缺少发自内心的那种真切感。有的作品几乎是把旅游介绍的小册子中的话，编成了七言句，或是套进了词牌的句式中。这些没有个性的写作，即使是完全合于诗词格律，也称不上是诗。这些作品从表面上看是写了社会现实，实际上连诗都算不上，只是伪诗而已，还奢谈什么社会意义和时代精神呢?如果要给予一点肯定的话，那种意义就如同会议厅里挂的标语，旅游景点张贴的广告一样，这也算是社会意义吧，但与诗、与艺术、与美学，都是不沾边的。
当前诗词写作中为什么往往缺少个性呢?这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思想感情问题，写作时没有找到自己的内心感受；二是表达方式问题，想要传达内心感受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意象。诗是诗人内心感受的表达，投有深切的内心感受，就不要勉强去做诗。有了自己的内心感受，还要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要写出具有个性的好诗来，两者缺一不可。
从思想感情问题来说，是否善于从外界事物中找到诗感，发现诗意，这与诗人的主观条件是密切相关的。诗人的内心感受是情趣性的，也是思想性的。诗人应当是性情中人，有爱恨感怀，有喜怒哀乐。诗人也应当是有思想的人，揆古察今，立德明志，关怀世事，心系家国。有性情、有思想，才能接受外界的反映，才能产生内心的感受。当然，诗人也还需要有那种敏锐的感觉，细心的观察，独到的发现，深切的思虑。大凡要写诗的人，都会是有一些内心感受的，但往往由于感觉不敏锐，观察不细致，思虑不深沉，感受是浮浅的、表层的、概念化的，没有找到那种属于自己的、非同别人的内心感受，也就是没有真正发现诗意，就写不出好诗来。诗人一定要细心地感觉事物，体会生活，挖掘心灵，寻找诗意。当诗人的内心感受萌发出来，荡漾起来，强烈到了必须表达的程度时，诗的创作就是水到渠成了。
从表达方式问题来说，也可以说是个艺术技巧问题。当诗人有了自己的内心感受时，能否写出好诗来，关键在于能否找到相宜的、美感的、新颖的意象和语言。有时候虽然内心感受确是很急迫很震撼的，却只是用了一些陈旧的意象、平庸的语言来表述，这样的诗便是写失败了。过去的大家名篇中的意象，现在仍然可以借用，但如果使用不当，本来是光彩照人的语言也会黯然失色。何况许多旧的诗词套语、陈词滥调的东西，已经失去生命，不适合在我们当代诗词中使用了。在保持传统诗词格律的前提下，应该怎样去创新呢?我认为，第一是要表达新感情、新思想；第二是要为新感情、新思想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的创新，主要是意象语言的创新。传统诗词已经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意象符号，如何扬弃这些旧的符号，拓展想象力，赋予时代精神，创造新的意象，这是当代诗词写作的难点和着力点。
赋、比、兴，是传统诗词的主要表现手法。当代诗词作品中的“赋”，多好犯平铺直叙的毛病，诗意淡薄；用“比”，又大多缺乏新的意象，仍用陈旧的比喻，容易落入俗套：“兴”的手法，其实是很重要的，现在却很少用了。“兴”接近于现代诗学的象征主义，如果试将传统手法加以创新，借鉴新诗的象征和暗示性的抒情方式，拓宽想象空间，可能就会创造出新颖的鲜活的意象，突破传统的表达方式，更好地传递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并且使诗词艺术的审美价值提升到一个新的品位。
对仗是传统诗词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法。通过对仗，可以把意义上并无关联的一些意象连接在一起。如果把对仗与象征的手法结合运用，往往能发生妙不可言的艺术效果。如郁达夫的名句：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酒醉”和“情多”， “名马”和“美人”，在意义上并不相关，借助了对仗，却使这些不同的意象有了联系，诗人要表达的是爱情的惆帐， “生怕情多累美人”是内心的情结； “酒醉”和“名马”，只是起兴的作用，是象征，是虚笔，诗人并不一定发生过“酒醉鞭名马”的实事。 “美人”本来是一个很陈旧的意象，但由于诗中运刚了象征手法，有“酒醉”、 “名马”起兴，意象别开生面，完全没有了陈旧感。 再如聂绀弩，擅长七律，善于将社会生活用语和典故成语组合到对仗联句中，造成意象、比兴、象征、暗示的艺术效果。在一九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后，对那场运动，他这样写道： “春风十里征花信，天下一匡扫霸才”，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 “天狗吞吐唯日月，鲲鱼去往总沧溟”。这些联句，对仗工巧，象征手法运用自如，含蓄而隐秘地表达了内心的怆恻和傲岸。聂绀弩遵守着传统诗词的格律规范，他的创新是表达方式的创新，这是他对诗词艺术的重要贡献。
结语：诗贵个性，诗贵独创。当代诗词的创新，应当着力于表达方式的创新。诗人的天职，就是创造意象语言，寻求独特的表达方式，以将内心感受表达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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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以意为主 [钱明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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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以意为主，文辞次之。”这是宋刘贡父在《中山诗话》中说的。王船山在《斋诗话》中也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又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云：“……(诗)以命意为主。命意不凡，虽气格不高，亦所不废。意无可采，虽工弗尚，所谓宁可为有瑕玉，勿可为无瑕石”。又袁枚《随园诗话》，引述吴西林处士言：“诗以意为主人，以词为奴婢；若意少词多，便是主弱奴强，呼唤不动矣”。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亦指出：“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太修饰也是好的。”“诗主一意”，这是我国传统创作论中的一贯主张。一篇文章，一首诗，必以意串，无“意”之作，必定神情散漫，杂乱无章，只是语言材料的堆砌而已。
诗词讲究立意，还强调“意在笔先”。元黄清老在《诗法》中说：“总而言之，一诗之中，必先得意；一意之中，必先得句；一句之中，必先得字。先得意，后得句，不待求索者，上也。若先得句，因句之所在而生意，或先或后，使意能成就其句之美者，次也；若先得字，因字而生句，因句而生意，意复与句皆成其字之美者，又其次也。”所以，决定诗作的高下，关键是看它能否达到“意先言后”。今天，诗坛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平庸之作，主要恐怕在于没有做到“意先言后”的缘故吧?许多人为了凑韵、凑对，凑平仄，拼死命寻章摘句，不惜以词害意；也全然不顾意脉与章法，这样，当然难出精品。
另外“意”之为义，有两端。一是“情意”之“意”，一是“用意”之“意”，情意和用意本是难分难解。情意离不开用意，用意离不开情意，二者有紧密联系。但二者又有某种区别：情意是诗词的文心之源，用意是指作者创作的主观意图；情意是用意的原动力，用意是情意的进一步升华。黄清老在《诗法》中说：“意在于闲适，则全篇以谈雅之言发之；意在于哀伤，则全篇以凄婉之情发之。”这是情意之“意”；他又说：“意在于假物取象，则谓之比；意在于托物兴辞，则谓之兴。”这是作诗构思用意之“意”。 聂绀弩《挑水》诗：
这头高便那头低，片木能平桶面漪。 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汲前古镜人留影，行后征鸿爪印泥。任重途修坡又陡，鹧鸪偏向井边啼。
聂绀弩借挑水这样极为平常的琐事，叙述了一生的生活轨迹，这是诗人的用意：诗人狼狈中自嘲亦复自信，气概豁然，这是诗人的情意。两者紧密结合，立意深刻，即成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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