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 酒 诗 缘
——《类编中华诗词大系·物部·茶酒卷》代序

        黄君茶和酒原本是我们日常生活两样杯中之物。
        然而，这两样杯中物，却与传统诗词有着不解之缘。
        首先，茶酒同为诗家乐于采撷的创作素材。纵观古今，宴饮、醉酒、煮泉、品茗之作不计其数，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也是历朝历代都有。早在汉末，曹操《短歌行》中即吟出这样的诗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他把生活中的饮酒与发言抒志的歌诗紧密结合起来，又以人生苦短，生命堪惜为由，唱出有酒当饮，对酒当歌的慷慨忧伤之情，诗中所表现的借酒消愁思想已深刻影响中国士民生活，成为酒文化的重要内涵。无怪乎汉魏以降中华诗史上，普遍出现诗人雅好酒事，甚至嗜酒成性、以酒恃才，藉酒觅诗的现象。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40余人兰亭集会，饮酒赋诗，一觞一咏，千古传为佳话；晋代诗人刘伶嗜酒如命，他有《酒德颂》一首，中云：

止则采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更是以斗酒诗百篇名扬千古。他一生所作饮酒诗数以百计，而其名句如：“酒渴思吞海，诗狂欲上天”；“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但得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真是举不胜举。诗到李白，可谓将酒与诗的契合发挥到了极至。此后虽有白居易自号“醉吟先生”，欧阳修更写“醉翁亭记”，但再也找不到如李白诗中那种酒的精神豪爽。宋代东坡自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者，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行，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见苏轼《东坡题跋》卷三《书东皋子传后》。故其家多致酒，以待人饮。苏轼不仅常借酒事来丰富其诗的题材与内涵(如其名作《水调歌头》开篇起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念奴娇·赤壁怀古》则以“江山如画，一樽还酹江月”作结)，还遍和陶渊明《饮酒》诗。
        诗酒之缘一直延续到今，以上都是诗家取酒事为诗材的典型事例。
        相对于酒而言，茶与诗结缘似较晚一些。但诗家也有嗜茶成癖，以品茶来品诗者。如唐诗人李约天性嗜茶，《因话录》记载他的饮茶经验：“茶须缓火炙，活火煎。”而宋欧阳修《茶歌》则谓：“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黄庭坚对饮茶情有独钟，且创作了大量与饮茶有关的诗词，至今存《山谷全集》者凡50余首，其中仅“茶词”就有11首。如《阮郎归·效福唐独木桥体作茶词》云：

        烹茶留客驻雕鞍，有人愁远山。别郎容易见郎难。月斜窗外山。归去后，忆前欢，画屏金博山。一杯春露莫留残，与郎扶玉山。

        此词虚拟一女子形象，烹茶留客，愁远惜别，词意婉转清丽，情真意切。“一杯春露莫留残”则为千古盛传的佳句。又《西江月·茶词》云：

        龙焙头纲春早，谷帘第一泉香。已醺浮蚁嫩鹅黄，想见翻成雪浪，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无因更发次公狂，次公为西汉盖宽饶(?—前60)之字。宽饶性刚直，一次宣帝许后之父平恩侯座中敬酒，坚拒之曰：“无多酌我，我仍酒狂”!事见《汉书》本传。甘露来从仙掌。

        按，“龙焙头”指龙凤茶，产于福建建瓯县，为宋代第一名茶。谷帘泉在庐山康王谷，陆羽品其水为天下第一泉。黄庭坚此词盛赞茶事，并写饮茶之乐，造语精微，形象生动，想象奇特。其以饮茶得清雅之致而无须再发酒狂的主旨，为饮茶注入深刻的文化内涵。
        茶、酒同为饮品，因其物性各异，而产生绝然不同的饮用效果，由此构成茶文化和酒文化的鲜明特色，两者各成体系。就茶、酒文化的核心而言，笔者以为一在养生，一在使气。养生之茶道重在品尝，故宜幽雅、宜静谧、宜和风美曲，细啜慢品，务在回味无穷；使气之酒事重在激发，故宜豪爽、宜热烈、宜觥筹交错，杯盘狼藉，宜灯红酒绿，俊舞狂歌，乘兴而饮，直到一醉方休，痛解千愁。
        诗与茶、酒的结缘，乃是茶、酒文化的核心和亮点。说来有趣，茶诗和酒诗不仅在题材上相区别，即在风格、韵味上也成对衬：咏酒之作其诗风亦近酒性，故多文字激扬，纵横开阔，气势豪迈。咏茶之作其诗风亦近茶性，故多文辞雅丽，踵规蹈矩，格调清新而韵味悠长，这一点，读者可从古今优秀之作中细加领悟，此处不作详述。
        本书“上编”共选录唐宋茶酒诗作凡336首，其中咏酒之作108首全部选自唐代，而228首咏茶之作则选自中唐“茶圣”陆羽之后至宋末。这样的选编基于对一个历史现实的把握：唐代多酒诗，宋代多茶诗，而两者出现交替转换则在中唐，并以安史之乱为此一历史变化之契机。所以，“上编”两类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茶、酒诗作的流行与社会政治环境以及物质、文化生活背景的某种联系。中唐以后，唐代社会矛盾日趋严重，士大夫文人的思想情感逐渐由积极、外向朝保守、内向转化。此一时期佛教盛行，士大夫禅悦之风已炽，禅宗内省的思维影响文人。禅家重饮茶(如禅宗寺院往往专设“茶堂”，是为重饮茶之明证)，并有“禅茶一味”主张。这些习惯直接影响到士民生活，所以中、晚唐以后，我国饮茶之风渐兴，到两宋时期则长盛不衰。宋代“茶诗”的盛行，既是社会生活习惯的反映，同时也是宋代诗歌风格转换的特殊表征。大家知道，唐、宋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唐诗雍容大度、纵横开阔；宋诗奇崛高古、韵味悠长。唐宋诗词的特色，恰与唐代酒诗和宋代茶诗两相对应，这一有趣现象恐非偶然，笔者以为，它是诗歌反映现实，不离时代的历史必然。
        当今时代，经济繁兴，文化、物质生活可谓丰富多彩，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少，精神与物质的矛盾日趋严重，今日的诗人于茶楼酒肆之间，或不应忘却对社会、对人类生命状态的关怀，此则深所望于诗坛者，非止于吟咏茶、酒之作也。

2004年4月28日于漕源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