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编辑：折电川）

    ◇   苦丁斋曲话

            丁  芒

〔编者按语〕    丁芒先生非常关注散曲事业与山西散曲创作动态，曾多次来函谈论散曲创作问题，并于2005年中秋赴太原，与山西的散曲作者座讲散曲，谈散曲的继承、发展、改革的问题，谈散曲的写作技巧……。本期特选录丁芒先生来信中有关史文山散曲作品的一段论述，供散曲创作者参阅：

   史文山的《斥台独》我是很欣赏的，这么一个政治性忒强的题材，如按“一本正经”的诗词创作心态写来，很容易写成口号、套话连篇、四平八稳而又不值一读的东西。从他这篇作品，参照其他，我想再提出关于写曲的几个重要手法问题，看是否对大家的曲创作有点参考意义。

一、突出一个“反”字：定势思维、惯性思维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正”字，千百年来的传统经验在此，封建的审美传统核心在此。“崇正”，害得诗词老在“正”字上打圈圈，跳不出雷池。而写曲(诗词也是如此)一定要有逆反思维，才能跳出定势，跳出惯性，才能兴发更多、更新的诗情。“诗庄、词媚、曲谐”，庄就是“正”，“谐”就是对“正”的逆反，因此泥古者看不起“谐”，认为曲是不“正”经的东西，这是曲不能兴旺的根本原因。当代写曲，不首先抛开这个“正”字，突出这个“反”字，是怎么也难写好的。

二、突出一个“比”字。赋、比、兴是古人总结的写诗的三大艺术手法。兴发诗意，因人因事起兴，这是原始的基本的东西。没有兴发，没有自己的灵思的启动，就没有诗。而赋与比，则是发展“兴”的两种艺术思路和手法。一般说，赋是从题材(诗的抒写对象)的正面出发，从正面展开想象进行描写；而“比”则是从题材的各个侧面着眼，展开比喻想象，(比附联想)，用“旁敲侧击”式的比喻，来丰富对题材形象的塑造。曲除了正话反说(或者说为了把正话反说得更好更妙、更理直气壮)，就是要特别注意多侧面、多角度地运用比附联想，作出明的、暗的、真的、假(托)的多种比喻。所以要多用排比句，各种比喻，如一定句式对称排列，成了写曲(和自由曲)最鲜明也最有魅力的艺术手法、艺术句式。请看史文山的《斥台独》：“这才是熊瞎子吃蜜遭蜂蛰，瘸腿牛拉车难上坡，小狗儿吞炭喉咙破，石头板上种罗卜，竹篮子打水苦张罗。”一连五个比喻，把台独分子的面目和白费劲的活动，不仅刻划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又机趣横生，讽意十足吗?比起正面叙说和臭骂，不是有力、有味得多吗?

三、突出一个“俗”字。把雅俗的传统观念打破，嬉笑怒骂，俚语野言不一定就等于庸俗；而那些陈词滥调，千腔一律的所谓雅言，在现代倒反会令人生厌、肉麻。写曲就要改变这个观念，要能在“音”的方面，用口语为轴，在“义”的方面，多用流行于口头的当代语汇、喻语、谚语、歇后语等等，包括当代社会新出现的口谚、民谚、新名词等。不要怕“俗”厌“俗”，而应以能巧用，妙用、美用俗语入曲为荣、为贵、为能。“光屁股上吊死不要脸，婊子立牌坊还想叫人唱赞歌”连用一个歇后语、一个谚语，不是很切合讽刺台独的主题，而刺得更为有力吗?

四、突出一个“畅”字。这是指语流说的也就牵涉到组句。曲玩口语化，语流自然就畅达，但作为“曲”这一诗形式，仍然需要保持诗的艺术，因素，音律感是其一。因此，不能只顾口语化流畅，而不顾这一头。目前有些散曲和自由曲组句太长，句间相较太为杂乱。无论散曲、自由曲都应防止这一倾向，自由曲再自由，也不能写得像散文。因此，我认为要注意几点：①组句在力求精炼又具口语化的基础上，要力求有节奏感。如“摇的还是破木铎，继承的还是旧衣钵，念的还是过时佛”虽不按平仄律但都有鲜明的节奏，②句间要有参差，例如接连几个长句，以后可安上几个短句，或换意。换意的时候，注意变换组句的长短。同时也可适当注意单音尾句的参差错列。③多运用排比句，但不要通篇都是排比句。这一点很重要，它的艺术效果最佳，千万不能小看。④通常一韵到底，平仄通押，适当用诗韵的规律，加上个不押韵句也无妨。曲中因语言的限制宽泛得多和俗语言的丰富，往往诗中难见的险韵，写曲时会突然出现笔底。像史文山“说坎坷，说蹉跎，时代潮流不可遏，统一大势不能拖。”这个“拖”字，即押韵，又口语化，又出神，用得多好、多自然，简直是神来之“韵”。而这个“拖”字，在一般诗中是很少见的。

    ◇   曲的生命力

             宋承昆

    具有“土的气息，泥的滋味”的元曲，是生命力极强的一种文体。唯其泥土香，语“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不听则已，听则求归不得”。是多么迷人感人，“犹物足以移人”(清·李渔语)。

曲有四大优点。一是吸引力强，广泛汲取新词汇，非常符合现代人的语言及感情。二是灵活的描绘人物世态，不避尖新、刻露、俚俗、泼辣，不受正统教条的束缚。三是自由地使用衬字，不受五、七字数之限制。四可根据需要自由选择曲牌，小令或套数，可单用、可联章，适宜于或长或短，为我所用。

    曲的优点自然为作者所喜用，然而在客观效果上，须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则首推韵味。即曲要显出曲味，曲的味道就在于“蛤蜊风味”(钟嗣成语)。文白相济、雅俗相生。嬉笑怒骂、诙谐幽默。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一个浪子风流、攀花折柳的老手，恰惬的抒发出“正言若反，狂歌当哭”的极妙谐语。

元代张鸣善，在他的《〔双调〕水仙子·讥时》一曲中，对当时的腐朽官吏作了冷嘲热骂的无情鞭挞：“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前三句对“三公”权贵无术而享受“万钟”厚禄，作了一连串火辣辣的指斥，直把那些虚伪、粗鄙、自以为是的元朝当政者，用形象的语言予以刻露的丑化；且后三句将他们变形，使之幻化成似凤非凤的“五眼鸡”、似龙非龙的“两头蛇”、似熊非熊的“三脚猫”，这般怪物的丑恶本质，在轻蔑的嗤笑声中冰冷的暴露无遗。那中间的“说英雄谁是英雄”以反诘语气，正言若反的提唱起下文的鼎足对，怪物状态的“鸡、蛇、猫”自对清雅之“凤、龙、熊”，雅俗共赏，似是而实非，以前者充后者，冷刺欺世之极，热讽幽默之至，犀利泼辣，耸观耸听，实有别于“高尚之士”、“性理之学”的丽词雅调，拼以“蛤蜊”浓味，大异其趣。

上述“五眼鸡”、“两头蛇”、“三脚猫”一组俚语，一般在诗词中是不采用的，而在曲里偏偏用得入情入理，这正是前人“诗庄、词媚、曲俗”文论断语的缘故。正由于“曲俗”又往往产生偏见，把“俗”混同于庸俗，并与“高雅”对立起来，甚至于“正史不录，雅士不作”的倾向颇为常见。到如今，须正视“俗”，大有为“俗”字正名的必要。君不见《辞海》界定曲是“同词的体式相近，但一般在字数定格外可加衬字，较为自由，并多使用口语。”《辞源》对曲的注解是“大众的、通俗的”，以通俗易懂，接近民众的文体问世，加之以“雅俗共赏”的笔触行文，又何尝不可?况且，当今的老腐儒、酸古董经世而下，越来越少。因之，接近民众接近口语，恰好的显示出了曲的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理应成为逢时利器，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