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习习，金鸡破晓。沉寂百年的散曲笔园里，一缕晨光从“黄河”岸边升起。《当代散曲》终于在艰难与欢歌中问世了。

    唐诗、宋词、元曲，三花继放的无比繁荣，将华夏诗国推向完美鼎盛的时代。然而，由于近代人感染了某种急性的喜新厌旧、顾此失彼的邪症。三花之丽，竟在逆风夜雨中，日趋凋零。近20年来，诗词有幸，大有复兴之势。虽只限于一定的圈子里，但毕竟是“野花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唯独散曲，偏姗姗来迟，少人顾及，便是当今诸家大声疾呼：“救救散曲”，无奈也只是呼者嗷嗷，应之寥寥。黄河散曲社的成立，与《当代散曲》的面世，当是这千呼万唤的可喜回应。

    时代将降大任于曲人也。我们当以“承接遗产，继旧图新”、“还我曲园，兴我诗国”为己任，将具有独特民族性、大众化、艺术美的散曲，在当代曲苑重放异采。为此，本刊开辟了“古曲今赏”、“当代妙曲”、“曲海新声”和“黄河曲话”四个栏目，以体现纵贯古今、横及四海、曲文并举、共创未来的办刊构想。创刊号中，仍以继承传统为主体，大量的作品毕竟为“依谱填词”者。日后，随着基础的日益夯实，则取两条腿走路的规则，逐步加大“自由曲”的创作份量，努力探索一条时代散曲的创作道路，营造一座欣欣向荣、百花斗艳的散曲芳园。
 
    让曲与诗词并茂

    又是一年春草绿，在这柳叶初裁、繁花乍放的美好季节，迎来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的召开，同时，“三八”国际妇女节也来到了。本期“半边天吟稿”特发表了28位女诗人的105首作品作为“三八”妇女节的贺礼，以飨读者。

    青少年是振兴诗词事业的接班人。发现和培养青年诗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中华诗词》杂志于2002年举办了第一届青春诗会，2004年又举办了第二届青春诗会，两次青春诗会对发现和培养青年诗人起到了辟航开道、引领潮流的重要作用。此后，青年诗人数量日增，才华竞露，形势喜人。为此，本期辟有“青春诗笺”专栏，择优发表。

    本期在“诗美探索”栏中刊载了常箴吾的《美哉，散曲》一文，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律绝、词和曲是格律诗的三种不同诗体，唐诗、宋词、元曲代表三种诗体发展的高峰。曲既有作为格律诗的共同本质，也有其自身的特色和艺术美感。关于这一方面，常箴吾文章中已有较为精当的评述。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曲具有如此完美的艺术特色，为何在诗词已走向振兴和日趋繁荣的进程中却受到冷落。当代传统诗坛，诗人接踵摩肩，作品汗牛充栋，但曲作者却寥若晨星，曲作品风毛麟角。究其原因，是否可能是：第一，通常认为“诗庄词媚曲俗”，当代诗人大多重雅而轻俗，重含蓄而轻直露，对写曲缺乏激情和兴趣。第二，曲的格律要求比诗和词更为严格，押韵要求密韵，几乎句句押韵，且一韵到底；尤其是声调不但要区分平仄，而且要区分上去，这就增加了作曲的难度。清黄周星《制曲枝语》说：“诗律宽而词律严；若曲，则倍严矣，”“三仄更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信然。第三，曲有南曲、北曲之分。时人作曲遵元，而现存元曲中除《琵琶记》外，均为北曲。北曲声韵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该韵依照北方实际语音系统，取消了入声，而诗词创作所依的声韵为《平水韵》和《词林正韵》，不但韵部划分与《中原音韵》不同，且有入声。当代诗人习惯于用《平水韵》和《词林正韵》，对于采用《中原音韵》甚感不便。但这些问题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重雅轻俗”是认识上的偏差。中华诗词学会提出的方针是“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要深入生活，走向大众就不能避俗。作品应当是有雅有俗，雅能通俗，俗中出雅，而以雅俗共赏作为我们的终极目标。“重含蓄而轻直露”也存在着认识上的片面性，不符合各种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方针。曲的格律的确很严，但对已经熟练掌握诗词格律的作者而言，作曲虽非驾轻就熟，亦易于触类旁通，不应形成大碍。而且我们要看到，作曲虽有其难处，亦有其易处。易者为何？黄周星说：“可用衬字衬语，一也；一折之中，韵可重押，二也；方言俚语，皆可驱使，三也。是三者，皆诗文所无，而曲所有也。”至于诗词与曲所依声韵虽有不同，但也并非鸿沟，不可逾越。尤其是，随着声韵改革，此一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中原音韵》本来就来自北方实际语音系统，与现代汉语一脉相通，虽数百年来语音有所变化，但差别不大。以现代汉语为依据的新声新韵既可用于诗词，当更可用于作曲，使诗词曲声韵实现完全统一。总之，曲是中国传统诗歌领域的一朵奇葩，在振兴中华诗词事业的进程中，应当得到与其他诗体同等的关注。本刊去年12期“刺玫瑰”专栏曾发表两位作者10首曲，今年第一期更编发了“时曲新声”专栏，集中推出6位曲作者的作品，可看出本刊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得到读者的好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当代诗人在钟情创作诗词作品的同时，也积极从事曲的创作，写出心系民族兴衰、反映民生苦乐的佳作，使这一民族文化奇葩更加光彩夺目。

    本期还发表了王亚平《“好古薄今”浅说》一文，文章从“好古”、“复古”、“模拟”三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在诗词创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作者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论据比较翔实，分析比较深入，不失为学术争鸣中的一篇好文章，也是诗词发扬艺术民主的很好体现。

                   （摘《中华诗词》2005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