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685～762) 唐代诗人。即唐玄宗，睿宗李旦第三子，曾封临淄郡王。中宗死后，韦后乱政，他起兵诛灭韦氏及其党羽，拥立睿宗。不久，睿宗就禅位于他。他即位初任用姚崇、宋□为相，革除积弊，使政局得以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史称"开元之治"。晚年重用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宠爱杨贵妃，沉湎声色，朝政日渐腐败，终于在天宝十四载 (755)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次年，他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即位为肃宗，尊他为太上皇。回长安后抑郁而死。谥曰明，故亦称唐明皇。
　　李隆基精通音律，工八分书和章草。唐代帝王多能诗，他和太宗李世民更为后世所称道。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认为其诗"骨气"胜于太宗，并对他的《早度蒲津关》中"春来津树合，月落戍楼空。马色分朝景，鸡声逐晓风"和《幸蜀西至剑门》中的"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等名句，作了很高的评价。此外如《巡省途次上党旧宫赋》等诗，也很有气概。
　　《全唐诗》录存其诗 1卷。事迹见新、旧《唐书》本纪。

李隆基与盛唐诗歌
“诗莫盛于唐”。提及开元、天宝年间的店诗，人们大抵会情不自禁地啧啧称羡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等值得我们引为民族骄傲的杰出诗人，却几乎不会联想起当时最高统治者——唐玄宗李隆基的名字。作为一个历史上以前明后暗出名的皇帝，李隆基究竟与崛起的盛唐诗歌有何关系？他对形成这一时期人文荟萃、绚丽多姿的诗坛起了推动还是阻碍作用？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粗浅探索，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批评。
^^（一）李隆基的经济、政治措施对盛唐诗歌的影响
李隆基在他的前期和后期，实行了许多经济、政治方面的措施，这对唐王朝国力的强盛与否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对唐诗的繁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李隆基采取的具体政策中，促成唐诗繁荣的，首先当推使“诗赋取士”成为定制。他在位四十四年，继续改革以门阀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开元年间在科举考试时，首创“风雅古调”等科，规定以诗才取士。李隆基颇懂得澄清吏治和奖拔寒素的重要性，登基次年，就接连下了《诸州举实才诏》等两道求贤令，嗣后又一再要各地举荐“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①的俊彦。同时大刀阔斧地悉罢中宗时靠钱财贿买得职的“斜封官”，还曾以“治民策”为题亲试县官，斥令其中四十五个不通文墨乃至交白卷的滥员，“放归学问”。^②不但为沉沦下僚、遭到压抑的寒门文士打开了仕途，还使当时形成一种“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③的风气。“言谈延国辅，诗赋引文雄”^④——李隆基通过科举制网罗人才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提拔庶族地主阶层，扩大自己的政权基础；那些应试诗也大抵是点缀升平，容易把人引向形式主义泥淖的无聊东西。但诗赋取士制度在客观上打破了宫廷贵族对诗歌的垄断局面，刺激了时人发奋训练诗歌技巧的积极性，有利于重视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则是确定无疑的。
     在统治思想方面，李隆基赞成儒、道、释三家互相竞争。开元十八年，曾亲御花萼楼，命释、道两家辩论，结果各赐绢五百匹。他还亲注《道德经》、《孝经》和《金刚般若经》，将前两种遍颁全国，每户一册。李隆基让三教同时并存，学术上相应采取兼容并包政策，这就为各家学说的纷纷涌现提供了可能性，大大解放了诗人的个性，活跃了他们的思想。例如豪放恣纵的李白，作品中显然有道教思想的因素；沉郁顿挫的杜甫，则以儒家学说的积极方面为基础；而王维等人的田园山水诗，又常常流露出佛教思想的痕迹。
    我们知道，流派、风格的形成，总要受到主观与客观两方面条件的制约。盛唐田园诗与边塞诗的兴起，也跟李隆基治国之策直接有关。
     在封建社会中，财富积累的过程，往往就是土地兼并的过程。李隆基虽数次下诏禁止土地买卖，但到了政治腐败的天宝年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⑤，这就促成了上层知识分子过隐居生活的经济基础——庄园制的发展。何况皇帝“尊崇隐逸”，隐居之风因此大盛，于是出现了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不少以歌咏庄园生活和山水风景为特色的诗人。另一方面，李隆基一朝战争频繁，特别是他后期穷兵黩武，“大攘四夷”^⑥，即杜甫所谓“武皇开边意未已”⑦，使得战争的影响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上唐代知识分子的出路除了应试外，另一条门径乃是参加边将幕府。如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诗人，都曾从军，对战争生活有亲身体会，这样，以战争为题材的边塞诗大量涌现，也便成为自然了。
     有鉴于此，可以说，李隆基前后期采取的截然相反的经济、政治措施，不仅使开元、天宝年间成为唐王朝盛衰急剧交替的时代，也是盛唐诗歌酝酿、萌发和演变的基本原因。
^^（二）盛唐诗歌的繁荣与李隆基的文化政策有关
     大凡文学艺术的高峰，总出现在思想比较解放的时期。盛唐诗坛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状况的出现，又跟当时实施的各项文化政策密切攸关。
     开元时，封建社会处于繁荣上升期，李隆基对自己的统治力量有一定信心，在文禁方面是比较松弛的。这是涌现大量抨击权贵，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优秀诗作的前提之一。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只要不危及政权的根本，李隆基尚能做到广开言路，允许创作并传播一些揭露时弊、捅戳自己疮疤的诗文，有时甚至还持嘉许态度。即位初，他游猎渭州，宰相魏知古献诗讽谏，他即“手诏褒美，并赐物五十段”^⑧以示勉谢。开元二十四年八月，群臣献宝镜祝贺他生日，张九龄“独上事鉴十章，号‘千秋金鉴录’以伸讽谕”^⑨他也没有责怪。即使他暮年纵容奸相李林甫搞“罗钳吉网”的恐怖统治，但大兴文字狱的情况也不多。
     所谓“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浴?sup>⑩，皇帝既有虚怀听谏的雅量，臣民们遂挣脱了不少思想束缚。盛唐诗人大多敢于评论国事；直议朝政可谓成了共同风尚，其尖锐程度，在我国诗史上极为少见。天宝六载，元结《乱风诗·序》云：“古有惑主，用奸臣以虐外，宠妖女以乱内，内外用乱，至于崩亡。”矛头显然指向李隆基、李林甫和杨贵妃。李白《古风第二十四》则公开痛骂高力士之类“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的宦官。更突出的例子是杜诗。众所周知，《兵车行》揭露了统治者发动的黩武战争；《丽人行》遣责了杨氏豪门的腐化荒淫，其中的“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是对天子黩武的委婉规劝；《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名句，更是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揭发！
    放松文禁的另一结果是民间文学的发达。在文化领域，历代帝王往往离不开愚民政策。李隆基似乎比较开明，他在位时音乐舞蹈极普及，诗歌与人民的亲密关系更属前所未有，史称：“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⑾“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⑿诗歌几乎已成了每个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了。当时涌现出很多生气勃勃的民谣，如《两京童谣》、《哥舒夜带刀》、《神鸡童谣》、《杨氏谣》等等，还兴起了后来成为词曲先声的敦煌曲子词。这些清新朴素的民间诗歌源源渗入文人创作，成为各大家得以采撷英华的重要渊源。这样一个大普及的基础，是唐诗兴旺所离不开的。
     历史上不少专制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怀有本能的恐惧和憎恨，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不乏记载。相对说来，李隆基尚能注意“旁求宏硕”，抬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他曾说：“夫抱器怀才，含仁蓄德，可以坐而论道者，我于是乎辟重门以纳之；作扞四方，折冲万里，可以运筹帷幄者，我于是乎悬重禄以待之。”^⒀认为：“有文苑之高才，有掖垣之良佐，举杯称庆，何乐如之？”^⒁可见他对人才较器重。他开广文馆，置集贤院，让一些怀才不遇的才识之士在政治上、文学上得到发展机会。大诗人王维、李白、杜甫都曾先后待制集贤院，开元宰相如张说、姚崇、苏、张嘉贞等大抵是名噪一时的文士，“布衣卿相”张九龄更系寒门出身的穷诗人。
     李隆基爱才和礼贤下士的轶事相当多。这里仅举数例：女才子上官婉儿，是他搞政变时亲令诛死的政敌，但他做皇帝不久，即叫人收编其诗文二十卷，并“诏张说题篇”。对满腹珠玑的庶民、隐士，他也颇感兴趣。《唐才子传》说他曾三次备礼去嵩山征召擅长诗书画的隐士卢鸿，后来他用“君臣之义不可废”的伦礼把卢鸿请到东都，欲授予谏议大夫。连艳名四炽的女冠李季兰也因“专心翰墨”、“尤工格律”，被他请入宫闱呆了一个多月。至于他对李白“降辇步近，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⒂的礼贤下士之举，更不用说了。
由于皇帝爱才，当时的名诗人每每为人们所羡尚，受到社会尊重，享有较优厚的待遇。后人谓“古今词人之达，莫盛于此！”^⒃
     盛唐诗歌之繁荣发达，还是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结果。李隆基准许并提倡与域外进行频繁的文化交流，并注意汲取国外文化的新鲜养料。唐诗因此在题材、体裁、音律、格调诸方面愈臻丰美。例如，被称为“词曲之祖”的李白《菩萨蛮》，就是吸取了缅甸音乐的特点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诗歌新形式；同样，敦煌曲子词之蒙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隆基在“华戎兼采”时，对域外文化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生吞活剥。以诗歌的孳生样式音乐舞蹈为例，文化开放政策使西域、中亚一带的乐舞在国内广泛流传，胡风渐染，竟造成一种“妇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⒄的时俗。为了促进异族乐舞的汉化，李隆基亲自为太常寺改了一大批乐曲名称，创编了《霓裳羽衣曲》等新乐舞^⒅。而对不符合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淫靡之舞《泼寒胡戏》，则干脆以裸胸袒腿“有伤风化”为由诏禁，但它所用的曲调《苏莫遮》和基本舞蹈《浑脱》仍准予保留。
^^（三）个人爱好对一代诗风的影响
    被称为“风流天子”的李隆基酷爱音乐、书法、舞蹈、绘画等艺术，对诗歌亦有相当的修养。胡应麟认为：“唐人主工文词者，太宗、玄宗尚矣！”《全唐诗》辑《明皇诗》一卷，凡六十三首；《唐诗三百首》的作者中，帝王仅他一人列名。他自己则说每运笔赋诗，辄“乐以忘忧”^⒆，常“涤烦想于诗书，超然玄览，自足为乐”^⒇……上行下效是封建制度的特征之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２１）。他对于诗歌的个人癖好，又必然地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
     综观李隆基的诗歌创作，其中有不少附庸风雅之劣作，但总的内容倾向，却还是面对社会生活的，脂粉气味也不浓。早在他做临淄郡王的青年时代，便如实描述过“野老韭为室，樵人薛作裳”的农樵生活。登基初期，又以“我有握中璧，双飞席上珍”，“俾予成百揆，垂端问彝伦”的诗句^（２２），表达自己喜获贤相的心情。其它象故地咏怀的《过晋阳宫》，逃难归途中写的《幸蜀日至剑门》，以至《送张说巡边》、《送贺知章归四明》、《北军观拔河俗戏》等等，多系以事实或事件入诗的抚时感事之作。题材比较开阔，颇有真情实感。
    在艺术形式上，四言、七言、五七杂言各种诗体李隆基都写，最多的是五古。他的文风还算朴实。《游兴庆宫》、《行次成皋》、《潼关口号》等篇，都较少堆砌典实之弊病；《赐诸州刺史》中的许多诗句显得通俗自然，滔滔如话。他的风格也可称是多变的，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李隆基还有些散见于诗、序、文诏等处的诗论。他提倡诗歌触及时事，抒情言志，认为“凡百在会，咸可赋诗”^（２３），“诗以言志，歌以咏怀”，诗歌应发挥“观风俗而劝人，崇友于而敦睦”^（２４）的社会功能。并主张“衷情之发于翰墨”^（２５），“情发于衷”^（２６），即写诗要有感而发。李隆基的这些诗歌主张对一代诗风的形成也不无关系。
    对此，唐人殷璠有一段较中肯的评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人翕然遵古，有周风雅再阐今日。”^（２７）——盛唐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完全突破了旧藩篱的束缚，成为我国古典诗歌遗产中最珍贵、最灿烂的一部分，在这种可贵的革新和探索过程中，应该说李隆基也留下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足迹。
①参见《唐大诏令集》。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③《通典》卷十五。④《全唐诗·明皇卷·春晚宴两相诗并序》。⑤《通典》卷二。⑥《通典》卷二一二。⑦杜甫《兵车行》。⑧《新唐书》卷一二六。⑨李贫《藏书》。⑩李白诗句。⑾《通典》卷十五。⑿胡应麟《诗薮》。⒀《全唐诗·明皇卷·容中兴庆宫酺宴并序》。⒁《全唐诗·明皇卷·春晚宴两相诗并序》。⒂李阳冰《草堂集·序》。⒃《诗薮》。⒄元稹《法曲诗》。⒅《唐会要》卷三三。⒆《全唐诗·明皇卷·春中兴庆宫酺宴并序》。⒇《全唐诗·明皇卷·端午诗序》。（２１）《全唐诗·明皇卷’早登太行山中言志》。（２２）《全唐诗·明皇卷·赐张说、宋璟、源乾曜诗》。（２３）《全唐诗·明皇卷·端午诗序》。（２４）（２６）《全唐诗·明皇卷·游兴庆宫作》。（２５）《全唐诗·明皇卷·首夏花萼楼赋诗》。（２７）《河嶽英灵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