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既生我才，总当报国门”-----------------我 的 人 生 轨 迹

　　有人问我，从我的言谈、举止及比实际年龄小的面相看，我是否出生成长于一帆风顺的家庭？我说，非也！我没那么的福气。
　　有人问我，我走上经济和思想理论研究之路，是不是较早就对自己的选择和发展有一个整体设计。我说，非也！我没有那么高的天赋。我是“二十未冠，三十未立，四十仍惑……”

　   一、祖上离湘入秦

    本人天命不济，上苍没有恩赐什么可慰以自信自豪的资本；但命蹇而时不乖，却恩赐了我值得自豪和炫耀的“天时”––––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于是，我的命运也几乎与共和国的命运同出一辙：在不太长的历史中经历了贫穷、曲折、奋进、成长。
　　据家谱记载，父系邹氏祖籍湖南长沙，清朝中叶迁徒到陕西省汉阴县城西八里地娘娘庙街。祖籍湖南长沙的情况已不可考，但迁到陕西汉阴县后曾是一个大家族。虽居住乡下，但并不崇尚“耕读”，而是以“商读”为本，先后经营过药铺、钱庄和丝铺等。近几代家谱排行为“本立日兴隆”。我这一代正好是“兴”字排行，可能是寄希望我这一代振兴家业吧！可惜我是一个不孝之子孙，连续家谱排行之名也不愿使用。
　　我常常遐想：我的先祖思想觉悟真不赖，从南国大城市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而且是中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秦巴山区，在这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又献子子孙孙。遐想再引申一步：湖湘是中国近现代藏龙卧虎、英雄辈出、地灵人杰之圣土，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朱镕基……都是从这走出成就大业的；而秦巴山区的汉阴县，则是名不见经传、鲜有历史辉章记颂之寂地。如果我的先祖不离湘入秦，……
　　但遐想归遐想，历史不容假设。

   二、孩童时的美好回忆与“不可抗力”

    1949年11月，我就出生在娘娘庙街那个祖上住了若干代人的老房子里。据老人说，娘娘庙是供奉王母娘娘和孔夫子的庙堂，自古香火很旺。娘娘庙街整体结构浑然一体，古香古色：庙堂前有一棵千年古柏、数棵古槐和大梧桐树；在庙场正前方的中轴线上有一座大戏台；以庙场为中心东西向形成了一条街道；庙场的西侧有一个大石龟，龟背上有一座雕满了字、一人多高的大石碑，据说这是镇街之宝。我出生后不久的土改中，王母娘娘和孔夫子的塑像被拆除了，庙堂作了小学，我就是在这个庙堂里破萌上学的。
    我50年代中期孩童时的记忆是非常美好的：
    一是美丽的田园风光。这里北临月河（汉江上游一条主要支流），南接成片水田，隔田遥望凤凰山（秦巴间一支脉）。我家的房屋通前达后，出前门是街面，开后门是田园青山。真是：河中水浅天光净，田中稻菽丽蛙鸣；凤凰山上白云飞，春歌迎着燕子归；山青水秀树成林，虽为秦巴江南情。孩提时代有好玩的天性，经常与儿时的小朋友一道，或戏月河水，或穿翠竹林，或捉田中蛙，或扑小青蜓。
    二是繁华的街市。故乡的街道虽不太长，但街市却较为繁荣。家家户户的临街门面都是活动木板，早上卸门经商，晚上较晚才闭户，几乎挨家挨户都是作生意的：有小商店、小饭馆，有磨坊、豆腐坊、酱醋坊、油坊、染坊、酒坊、碾米坊，有铁匠铺、银匠铺、药铺、肉铺、丝铺、炮铺等，各种店铺应有尽有。许多家门口都贴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对联，还有一些挂了匾牌商号名。街上还有三、六、九逢集（相当于物资交流会）的传统，每次逢集戏楼都演戏，这样每月起码有九天热闹非凡。这种少时的深刻记忆，使我至今在看反映过去乡下繁华小集镇的影视时，都觉得非常熟悉而引起怀旧之感。
    三是较为宽裕和安逸的家境。我家离湘入秦数代虽居乡下小镇，但一直是经营工商而不务农。曾祖之前是从医并经营药铺，从我祖父起，又改营丝铺（缫丝和丝织业），商号为“永泰盛”。曾一度发达起来，在汉中府西乡县开设过钱庄，但几遭兵荒马乱和匪劫又中落了下去。父承祖业，丝铺继承了下来。因为规模不够大，解放后打了“私改”的擦边球而未受冲击，被允许继续自行开业。乡下商号虽发不了大财，但老门店总是有钱可赚。当时，我在家还是独子，祖母、父母、姐姐疼我，家里的学徒和帮工也喜欢我，好不快活。
　　但孩提时期这种美好的记忆太短暂了，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不可抗力” 砸得粉碎。首先是“自然的不可抗力”。1953年，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家乡就遭受了一次不小的洪水。1957年，一场特大洪水使这条古老繁华的街道受到严重摧残。此后，每当我国什么地方发生洪水，如1983年的安康特大洪水，尤其是最近长江、嫩江、松花江遭受特大洪水，我都特别动情，这无疑与我少时的洪水经历有关。
　　当家乡父老乡亲和基层政府正在为重建家园而努力时，一场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可抗力”来临了。1958年的公社化和大跃进，使这里的商品经济传统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鞭炮和“欢呼声”中遭到破灭。一是“限商务农”，公社化一开始，农户兼营商业和手工业受到限制并逐步取缔，或者收归生产大队集中经营（实际上很快垮台）；二是荒唐的“积肥”，据说老房子的墙土是好肥，于是把好些民房拆掉，推墙积肥。更有甚者，庙前的戏楼被拆了，镇街的大石龟和龟背上的大石碑被搬到不知去向了。到“文革”期间，不知是谁散布说千年古柏树显灵了，引起远近群众给古柏树烧香祈祷，于是，这导致当地政府为消除封建迷信而砍掉了这株千年古柏。这条繁荣了许多代人的娘娘庙就这样彻底衰落了。

   三、家境的艰坷铸成我倔强的性格

    我的家境的变迁也是娘娘庙街的缩影。由于我家经营丝业是私营，私改时被禁止了。公社化那年父亲被城关供销社抽调去作商店营业员，月薪开始20元，因为干的好后来涨到26元，这对于维持六口之家的生活之艰难就可想而知了。为了补充家计，母亲经常把我们兄弟姐妹扔在家出去打工，一天才能赚5角钱。1963年，国家一度开放市埸，母亲在家操起了副业––––养蚕、缫丝、织丝帕。这不但补充了家计，客观上也为繁荣市场和纳税贡献了一家之力。但没有多久，社教运动开始，这个补充家计的副业又停止了。1965年，父亲被定为搞了“地下工厂”而被解职。父亲的工资虽很低，但总是全家的命根子。父亲一被解职，全家的生存立即陷入了危机。
    屋漏更遭连阴雨，船迟偏遇打头风。父亲一被解职回家不久，就气郁而病。在卧病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请附近农村老先生看了几次中医，吃了几副中药，没有到任何医院检查治疗过。这样，他正值中年，就在贫病交加无钱医治中走完了自己一生。
　　父亲一死，家庭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母亲身上。为了五个子女的衣食住行和上学，母亲的艰辛和家境的困苦，是现代城市家庭无法想象的，我也是实在不忍见诸文字。我在家中长子代父，责任和压力也就最大，平时要上学，每个周末都到几十里外的深山去砍柴。一到假期，就得千方百计找活干，什么杂活、苦活、脏活都干遍了，尽管一天只能赚几毛到1块钱。不仅有家庭的责任和压力，更有社会的压力：在同学和邻居中，有人同情和帮助，也有人幸灾乐祸、瞧不起、嘲笑、疏远、甚至欺负，这使我在少小的心灵中较早地感受到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这种家境的变迁及其压力，也逐步使我形成了一种倔强、不怕苦、不认命的性格。这反映在我的一首《砍柴歌》中，最后一段写道：
　　苦啊！累啊！饿啊！莫过于砍柴，然而我却获得了群山博大的胸怀；
　　胸中矗立起傲雪凌霜的苍松翠柏，清澈朗朗的山泉浇铸了我坦荡的心态。
　　这个时期，我已上中学了，思想上也慢慢走向成熟，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我的家乡娘娘庙街为什么会走向衰败？我的家境的为什么会发生变迁和衰落？这些早期的朦胧思考应该是我后来逐步走上社会科学研究之路、并深刻思考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始起点。

 四、我是幸运儿：没有辍学

    在我们的街邻中，在我儿时的伙伴中，我又是幸运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一直没有出现辍学。这首先是因为我家及街上少数几户是商品粮户口。这是土改时的一项政策及各家的选择所形成的结果。解放前，这条街道上绝大多数家庭是兼营农业和工商业的，或多或少既有土地，或大或小又有经商门面。土改时，少数几户工商业兼地主，其土地被没收了，工商业则按政策保护了下来。像我家这样少土地或无土地家庭被征求意见：今后纯粹是务农还是经营工商业？在土地的巨大吸引下，大多数家庭要了土地，我父亲则表态不要土地，纯粹经营工商。后来，农业合作化时，有土地的家庭都入了社，成了农户并逐步被取消了经商；我家因无土地入社，则成了商品粮户口。当时恐怕谁也没想到，农户和商品粮户的分野竟使后来的各家庭及其子女造成了巨大差异。我的父亲未能给子女留下其他任何物质财富和社会发展条件，但却无意之中留下了城镇商品粮户口这种过去多年非常重要的“身份籍”。
　　作为乡下非农人口，生活在城镇和农村的缝隙之中，自然避开了一些“左”的折腾：如公社化吃食堂运动、大炼钢铁运动，等等。不是农户，既没有土地的生活保障，也少却了土地的牵连，勿需挣工分吃饭。“自由人”无依无靠无牵无挂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上学读书。我父母都有一些文化，尊孔崇儒。我父系家族曾是大家族，有一段族谱是“本立日道生”，这来自《论语》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母亲娘家是大家族，有一段族谱是“章从儒达道”。无论家境怎样，父母总是把子女的上学看得很重。
    我上学也还算是争气，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居前，从来没有拉下来过，而且总是很听老师的话。老师也特别喜欢听话、学习好的孩子，总让我当班干部，小学从小组长、学习委员、班长、一直到校少先队大队长；初中一直担任学习委员；高中担任班长。我自己也乐于作一些服务性工作，似乎更有利于刺激学习的兴趣。
    我在县城上中学时，离家8里地，一天要往返两次吃饭，步行32里。经常是上午课程拉长了，来不及回家，就饿上一次肚皮。这上学遥遥路途的跋涉，竟然使我受益匪浅，我至今所熟记的那些古诗文、毛选、毛主席诗词，很多都是在这条路上背诵下来的。可以说，我上中学的这8里之路，成了我“背诵古诗文之路”。古诗文背诵多了，自然我就喜欢起了古诗文，初中二年级时，写了《学思》：“孔孟天下尊文圣，李白杜甫大诗人。我进学堂已八载，当汲先哲精气神。光阴荏苒留不住，莫荒白了两边鬓。胸中常有鸿鹄志，插翅腾飞万里云。”这首初中时的处女作，现在看起来还有点狂妄，使我至今感到愧对孔孟李杜。
　　由于那个时期学校的教育比较正规，到了初中以后我的正统的社会、政治观念也逐步被培植了起来，甚至具有很高的热情。1963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我激动不已，逐字学习《雷锋日记》，并写下了第一首词《清平乐·学雷锋》：“看环球红，中华多英雄。前朝英烈学未尽，今朝又现雷锋。共向雷锋学习，英雄层出不穷。三代四代愈骄，彼岸预言扑空。”（指大洋彼岸美帝主义者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他们的这种预言必定破产。）
　　尽管我的家境日趋窘迫，但对社会的热心总是日甚。初中时，我积极申请入团，但好久未能获批准。后来，校团委书记给我谈话，说我出身小资产阶级，家里又有“地下工厂”的问题。为了争取政治上进步，我不断地加深思想认识，我甚至“恨”起了家庭，捣毁了家里原搞丝织生产的木制机械。我家离湘入秦一直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到我这一代算是彻底画上句号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多年后我却走上了商品经济研究之路。
　　我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和新团员身份顺利进入高中，并被选为班长。高一后半学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指定与班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共同组织“红卫兵”。但红卫兵组织起来我自己却因不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被排除在红卫兵组织之外。当时，自己简直是个矛盾体：一方面怨恨自己的非“红五类”出身，另一方面又以高度的长子责任感承担家庭的责任；一方面怨恨社会对自己的家庭不公，一方面又积极关注和参与社会。

五、上山下乡，二十未冠

　　1968年11月，我成为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本来家住乡下，家庭的状况也迫切要求我回到家庭住地的生产队。但由于上级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而我的家庭住地是川道不够艰苦，于是我积极报名到离家70余里深山里一个极为贫穷的生产队，与知青“家庭成员”住在一个破庙里。白天，我们把毛主席像和红旗扛到地里，与社员们一起干活，而且总是抢重活、脏活干。晚上则去访贫问苦，接受阶级教育。到了春节都不回家，与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不久我被大队党支部指定为团支部副书记。当时这种自觉的“忠诚–––虔诚”劲头，迄今也很难说清是为什么？动力从何而来？但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实际上，作为老三届学生，绝大多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心理上自觉不自觉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遵照”、“服从”、“紧跟”，决心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青春”；另一方面又在思考：这是不是被文革所愚弄了？今后的出路和前途究竟何在？同时，又以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甚至是“为民请命”的精神思考农民为什么这样贫穷？我在三年间写下的三首内容迥异的诗词，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多元矛盾心理。
　　第一首反映了积极入世的思想：《上山下乡情思》——
　　上山下乡欲何求？远大目标记心头。脚踏小溪望东海，身居土屋怀宇宙。
　　银锄飞舞学大寨，战天斗地修地球。虚心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炼熔炉。
　　第二首反映了对农村现状的困惑情绪：《上山下乡惑思》——
　　上山下乡欲何求？理想尽抛度庸碌。铁锄三斤风波稳，钢笔五克碰破头。
　　两耳不闻窗外事，田间静理薯稻菽。躲进小庙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第三首则反映了对社会的深刻思考：《满江红·上山下乡秘思》——
　　风华少年，当驾鸿鹄翔云天。噫吁兮！上山下乡，跌进谷渊。断墙漏屋破衣衫；挥汗为浴瓜菜餐。种粮人多文盲智残，心何安？
　　面黄土，背青天；腹中饥，身上寒。教育必修课：忆苦思甜。年年思甜不见甜，谁为农民解倒悬？我呼吁：此人民公社，当革变。  
    当时虽存在着二元矛盾心理，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前一种心理，每当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盲目的“遵照”、“服从”、“紧跟”起着决定作用。这恐怕是文革前老三届所处的时代悲剧所形成的分裂性人格及其心理。
　　下乡第一年，是国家供应商品粮每月38斤，重体劳动消耗很大，又没有什么肉类油水，这38斤粮就够紧张的了。第二年，商品粮取消了，与当地农民一样按工分核算分粮，一个劳动日值1毛3分，月口粮13斤（包括红苕、土豆等杂粮），这一下子吃饭就成了大问题了。我们的生产队还算是较好的，其他兄弟知青小组还有更差的。有一位知青同伴给县领导写信反映实际情况，被批评为“诬蔑大好形势”。这时，我感到十分茫然，上山下乡，一片忠诚，到了“而冠”之年，无任何作为，连肚皮都填不饱。看不见光明前景，又不甘自暴自弃。下乡一周年，正逢我20周岁，我感怀地写下了《二十书怀》，其中一段为：
　　生在秦巴间，长成二十春。我与国同龄，国长我年增。年冠人未冠，何颜对乡亲？天即生我才，总当报国门。
    1970年我作为知青，为响应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伟大号召，我又报名参加襄（樊）渝（重庆）铁路的配套工程–––修筑公路大会战，被任命为民兵连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营文书。然后，又转战阳（平关）安（康）铁路建设。这是一种高度紧张、高强度的重体劳动，经常在崇山峻岭的工地上和民兵战士们一起边干活边高声朗颂毛主席语录。这种精神的力量，语录的力量，恐怕现在的年青人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
　　我们作为首批下乡知青，两年时间就遇上城区单位招工的机遇。1971年初，县财政局一位干部来到铁路建设连队选拔人才，我被选拔到县财政局当了一名小干部，干起了具体的经济工作––––公房管理、工商税务兼办公室秘书。当时怎么也没想到，十多年后学起了经济理论，搞起了经济学研究。

　　六、一进大学读物理，接受“工农兵学员”的洗礼

    我在求学之路上两进西北大学，我的学业与西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北大学是西北地区资格最老的大学，建于1912年。解放前，鲁迅先生到这里讲过学。1936年，以西北大学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是促成张学良、杨虎成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重要因素之一。解放后，著名哲学家、思想史学家候外庐先生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西北大学校长。
    我从小就知道西北大学并仰慕它，我大舅的儿子在解放前夕考上了西北大学，成为舅家激励我的楷模。这使我从小就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潜意识：长大也要进西北大学。
    汉阴县作为秦巴山区一个小县，文革前历年全县只有一个30－50人的高中毕业班，每年总有3－5人考上大学。我进了高中，如果不是文革打乱了正常的高考制度，我是有信心踏入西北大学门坎的。
    1966“文革”刚刚开始，汉阴中学教导主任、我的政治课老师被“揪”了出来，除了其“地主成分––阶级异已分子”问题之外，有一条重要“罪状”就是在鼓励学生考大学时说了“上大学是穿草鞋与穿皮鞋的分水岭”这句“资产阶级反动言论”。本来，大部分学生并没听到这句话，这一批，反倒调高了学生追求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但当时“文革”的现实又使高中老三届学生破碎了上大学之梦。
    然而我的心却死而不僵。因为我喜欢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和毛主席“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名句的豪迈，使我泯灭不了进取之心。
　　迟到之大学女神终于垂青于我。1973年，国家实行教育改革，打破了1972年完全推荐“工农兵学员”的作法，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选拔“工农兵学员”。我的劲头来了，向单位交上字字恳切的申请书，顺利通过了推荐关，找齐了初、高中各种课本，突击性串读复习两周半，在考埸上一炮打响，成了县上应试“状元”。应试“状元”还没来得及高兴，“白卷先生”张铁生一封信掀起了风浪，据说考试不算数了，要重新考察推荐，这还真把我紧张了一阵子。但后来此风又无声息了，上面说这次既然已经考了，还应算数，以后再改回去就是。一块悬着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西北大学派往县上的招生老师点名要招我。我本来是爱好文科的，但西大分到县上的专业却没有文科，只有物理系和生物系，二者相比，我选择了物理系。就这样，总算迟迟地圆了我少时的大学梦。初入西北大学，似乎踏上了人生的康庄大道，前面就是锦绣前程，真是有一番雄心壮志。在我《沁园春· 登华山》一词中反映了我当时的盛气：
　　巍巍华山，南倚秦岭，北瞰关中。望矗天五峰，直刺苍穹；奇石异径，鬼斧神工。极顶博日，满目峥嵘。自古人道西岳险，多壮观，八百里秦川，更著娇容。
　　神游人间仙境，丝丝缕缕入我胸；昔沉香救母，悬崖遗缝；当代勇土，智夺北峰。高山仰视，景行行止，江山多娇人多情。如斯呼！今辈好儿男，壮志正雄。
    但入大学后的现实情况却并非像少时的大学梦那样美好，一进校就遇上了“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似乎这一届考试入学的学生、特别是成绩优秀的学生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产物，入学教育就是成天参加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会议。
　　三年的“工农兵学员”生活是短暂的，又是“丰富多采”的。为了进行“工农兵学员”与旧体制下大学生之区别的洗礼，自始至终以贯彻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为主线，学工、学农、学军占去了三分之一多时间；学生中参差不齐的文化基础，使教师上课无法适从；物理专业作为基础学科，也经常受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冲击，使一些课程不能正常开设。“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运动，一直贯穿于始终。最后，在“平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中结束了大学学业。
　　这些，使大学的正规教育受到严重影响。但对于每个人来说，全在于自我把握，在于如何利用大学这块阵地。我在物理学各专业课程及社会、政治活动的空隙中，一直保持着对文科的兴趣，泡图书馆“博览”“泛读”文、史、哲 、名人传记、诗词、写作等。
　　我读马列、毛主席的著作，写道：我读马列毛，津津细咀嚼；真理铭心骨，法宝掌握牢。一喻为明镜，常将肺腑照；良药祛痹病，营养滋肝脑。二喻为利刃，剖已深改造；责己学鲁迅，小我全抛掉。三喻为航标，指引革命道；战舰驶四海，拨风绕暗礁。
　　我读《自然辩证法》，写道：
　　解开宇宙之谜，贯通社会自然。掌握自然辩证法，走遍天下不难。
　　我读《红楼梦》，写道：
　　满纸“贾雨”言，一把“甄士”泪。谁云“雪芹”痴？我解“红楼”味。
　　我这些非专业的自我阅读，虽无师指导，无主攻方向，但却使文科基础大大厚实了一番，对后来自修经济学不无脾益。

   七、三十未立，始修经济

　　当时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事先是绝对保密的，个人只有最后听候发落的义务。我最后被宣布返回原籍––––但不是到汉阴县，而是到安康地委组织部报到。地委组织部主管学生毕业分配的干部通知我：到五七干校作理论教员。我感到很纳闷，这与我所学专业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组织部的同志坦率地告诉我，他们到西北大学去考察过，了解到我文科基础和口才较好，五七干校代行党校的职责（“文革”中党校被撤消），是培养县处干部的地方，组织上需要我去做理论教育工作。这种大学生毕业分配即改行的组织安排，对我后来自修经济学，走上经济研究之路起了关键作用。
　　我大学毕业之年及随后几年，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化和转轨的年代。我的心也随之激荡。粉碎四人帮、《天安门诗抄》出版，我写道：
　　诗如剑，句句扎在我心坎；词如火，字字燃在我心窝。剑舞吧！砍断世上一切黑爪，火烧吧！焚尽人间所有罪恶。……
    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我写道：
一代天骄邓小平，浩然正气骨铮铮。政坛摔打三番次，每经沉浮望愈升。
白猫黑猫惟实践，民富国强最神圣。黎民拥戴终不毁，人间正道永不停。
　　我国人民迎来了新的春天，春风自然也吹入了我家：父亲过去的“问题”被甄别平反；我为自己营建了一个小巢，并有了一个小千金，取名春燕。我高兴的挥毫写下了《春咏十首》：春节、春燕、春苗、春雨、春水、春雷、春风、春花、春日、春光，其中
   “春雨”写道：
　　好雨知时又知人，春来润土又润心。润得禾苗茁壮长，润得人心向北京。
   “春光”写道：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光虽好犹在人；莫把时间当粪土，一丝光阴胜万金。
    这既有对新时代的欢欣鼓舞和赞颂，又有对自己的鞭策和激励。
    产生于“文革”的五七干校此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后，五七干校被撤销，我被调入新恢复的地委党校。无论是五七干校，还是党校，社会科学藏书还算丰富，基本上能够满足我嗜书的习惯。这个时期我又在思考了，这种盲目的读书有何尽头有何造化，对社会何益呀！当时写下了《浪淘沙·三十初度》这样一首词来表述自己的心绪：
　　旦暮思无闲，意马心猿。家事国事沧桑事，风声雨声叹息声，齐涌心田。
　　书山几多路，当从哪攀？茫茫学海乱作舟，年近三十无所专，何以向前！
    恰在此时，一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信息使我心中打开了一扇窗户：西北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女学生朱玲（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自学《资本论》和经济学，经何炼成教授推荐，被武汉大学破格招收为研究生。我想，何不自学经济学考研究生。真是人近三十始学艺，浩瀚书海寻知己。
    由于自己过去长期形成的爱思考、爱写作的习惯，我自修经济学知识、思考社会经济问题和撰写论文，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边自修边撰稿，并发表了一部分。我将自己写的《论包产到户的社会性质及其在陕西的适应程度》、《论经济效益和经济效果》等文稿寄给了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并附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拜师信：“婴其鸣亦，求其友亦；我今鸣亦，求良师亦。……” 还附了一首词《水调歌头·拜师》：
   认准攻关道，不管有丛荆。梦寐华夏崛起，胸怀忧乐情。俯瞰时代群峰，博览知识峻岭，探宝勇攀登。书山辟蹊径，学海觅贝珍。
   貌不扬，身不仕，语不惊。求学当拜良师，成才引路人。苦读不囿本本，勤思立意创新，实践炼成金。酬得匹夫志，赤子一片心。
    何炼成教授收到我的信之后，立即就给我写了回信，鼓励我认真自学，欢迎我报考他的研究生，这使我受到极大鼓励。

    八、二进大学，步入经济学殿堂。

    1981年，我第一次报考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研究生，但名落孙山。过后才知道，这次成绩是达标了，但共有17名考生，应届毕业生张维迎成绩居第一，我居第三，而名额只有一名。
　　1983年我再次报考西北大学，不久就收到何炼成教授的信，被告知：在60多位考生中，我的总成绩居第一，肯定能被录取。我如释重负。当我第二次迈进西北大学时，我放喉吟道：
　　二进西北大学，迈步朝前跨；十年二拜母，学子再升华。
　　我二进西北大学，巧与张维迎、魏杰、刘世锦等相聚一起，与张维迎、刘世锦居同一楼道，朝夕相见。张维迎的早期论文《论价格改革》、《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学考察》还是手稿时我就近水楼台先得“阅”（月）了。以后，我们又陆续相聚北京，这真是人生的机缘。
　　我读的专业方向是《资本论》。对《资本论》有深厚造诣的刘成思教授担任了我和其他两位同学的指导教师。刘老师治学非常严谨，带领我们在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宝库中逐章逐节“地毯式”寻珍探宝。按导师规定，读《资本论》要每卷写一篇作业，我觉得写作业是中小学生的事，已不适应于成年人了。因而总是认真地把作业当作学术论文来写，写下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剩余产品问题的论争》、《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马克思资本的具体形式理论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这些论文贯穿一条主线：马克思在剖析、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时候，同时也就揭示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些一般规律完全可以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所用。
　　一旦我进入经济学殿堂探索游弋，则发现这座殿堂是那样的宏大深邃。马克思的宏篇巨著《资本论》虽在这个殿堂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也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学分支不仅五花八门，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创新。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探索者，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经济学知识，但主要的知识板块和结构则不能有空白。我读经济学是从“经济学说史”开始的，然后主攻《资本论》。当《资本论》体系基本了解之后，接着向“当代西方经济学”开战。
    学习–––消化–––产出，这是我钻研经济科学的基本路径。在攻读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之后，我陆续出版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著作。《宏观经济学》还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中青奖。
    当这几个主要经济理论板块基本掌握之后，我似乎有一种轻松感，好像初游故宫之士在中轴线观赏了几个主要大殿一样。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如果仅仅躺在经济学史和经济学原理上徘徊不前，就失去了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现实意义。我在研读了经济学史、《资本论》、当代西方经济学之后，就转向社会主义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仅在西北大学期间，就发表了上百篇论文。
　　我第二次进西北大学之后，学习了三年，毕业后又留校工作了七年，整整十年时间，从一个改行易流的研究生，一步一步地成长，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前进。这十年是我中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十年。可以说，我是在西北大学这块土地上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原始积累，立下了经济理论的奠基石，并一砖一瓦地在这块奠基石上筑屋建厦。1989年5月，我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去终校我第一部著作《经济竞争论》时，前往我从小尊崇的杜甫草堂参观，在草堂前感慨万千地吟颂道：
　　少读工部诗，狂志逾其功。今临草堂前，羞愧郁满胸。吟诵未成器，投身经济丛。人生多岔道，道道可登峰。

   九、青岛拜师厉以宁，学子陶冶未名湖

    北京大学，这个100年前用庚子赔款建起来的京师大学堂，这个戊戍变法唯一留下来的维新成果，被世界公认中国最高学府。中国的学子们，恐怕没有谁不仰慕北大的，但只有少数人有机缘进入北大。我虽无缘成为北大的嫡系学子，也希望有机会曲线接受未名湖的陶冶。
    作为攻读经济科学，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学子们，恐怕没有谁不读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的论著的。我为厉以宁教授的思想理论体系所折服。80年代中期，我给厉老师写信，汇报了读厉老师论著的感想，并请求能成为厉老师的编外学生。厉老师很快给我回了信，并且一有新著就亲自给我寄来，这使我激动不已。当厉老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版后，我如获至宝，马上作为我在西北大学给学生讲课的教材，并编了一本《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辅导和习题集》。
    1987年暑假，我得知厉老师要在青岛举办“国民经济管理学讲习班”，早早就作好准备奔赴青岛。厉老师及夫人何玉春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这里，我不仅聆听了厉老师的精彩的讲演，还结识了厉老师的几位高足和北大经济学新秀–––刘伟、孙来祥、平新乔、罗知颂等。我也非常欣赏这一批北大新秀：他们的北大风格和未名湖气质。当时，刘伟是刚陪同北大肖灼基教授到我的故乡陕西安康考察后转赴青岛的，这样，使我第一次与他会面似乎包容了一份故乡情结。
    自青岛拜师厉以宁教授之后，我不仅与厉老师有了更多的联系，而且与北大经济学少壮派们也有了交流，这使我学习、思维和研究的空间有进一步的拓展。但我思想上总有一种不满足感：我毕竟不是北大人。
　　1993年暑假后，我获准厉老师的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任务是参与厉老师主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经厉老师特许，我参与了北大工商管理学院（现光华管理学院）的筹备工作，并作为“准成员”，参加学院教职工的例会和其他集体活动，安排了给北大学生的授课课程。当厉老师夫妇不在家时，我经常与厉老师的博士生张铮一起，为厉老师看家、做饭，俨然又成了家中“准成员”。作访问学者只是一种短期的学习和合作研究身份，但毕竟是一种经历、一种机会。在这里，有机会与北大老中青教授同仁接触，了解和学习北大的治学风格；我应邀参加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筹办论证会议，结识了林毅夫等不少海外归来学者；能经常从“三角地”了解五花八门的信息，感受当代青年学生的风格、思想和情趣；能经常自由选择地参与这样或那样的学术报告；我特别喜欢晚饭后骑着自行车绕未名湖兜风。这些，对于一个久仰北大的学子来说，无疑起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十、竞争进京：首当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的试验品

　　首都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研究中心和各类人才荟萃集散中心。近十多年来，在如火如荼的改革热潮中，一批批陕西学子入京治学；90年代以来，一批批陕西文学作品打响京华，以致有“陕军东征”之说。我先期一直没有跟上“陕军东征”的步伐，而是固守西秦，这一是由于自己过去尚无这个迫切愿望，二是实力不及，三是没遇到恰当的机会。1993年我在厉以宁教授的支持下，刚刚迈进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随即就遇上了新的信息、新的机遇：
　　这年8月28日，国家体改委经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在《经济日报》报眼上刊登了向全国公开招考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的公告。这是中央国家机关首次公开招考司局级干部，这真还是一件新鲜事，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创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学术理论界为此呼喊了若干年。但天行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改革的步伐和机遇往往是梦里千回呼不来，一朝到来应莫及，以致于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虽响应报名者是那样的踊跃，我却是磨磨蹭蹭犹豫再三，待报名时已经是“末班车”–––第68名。而一旦报名，我就十分重视这一机会，也更看重此事对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意义，觉得当一回（特别是当头一回）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的实验品又何妨。
　　这次招考完全是按照事先制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共设“五关”：第一关是资格审查。第二关是书面闭卷考试（1993年10月23日进行），共考4门：（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改革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侧重宏观经济方面；（二）领导科学、管理科学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三）系统科学及其方法；（四）英语。每一门都必须在70分以上才算及格。第三关是答辩（10月26日进行），有7人通过书面考试者参加了答辩，答辩顺序按抽签排队，由体改委主管副主任、秘书长、各司司长组成答辩委员会，（有意思而又鲜为人知的是，答辩之后，我们7人私下搞了个“桃园”义会，坦诚立信：大家既是竞争者，又是朋友，无论谁最后被选任，都要恭贺支持，今后都永远是朋友。以后我们确实都实践了诺言，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各自都是本单位的工作骨干）。第四关是考核，对前几关5位合格过关者，组织上到单位去调查考核政审。第五关是党组开会确定选任一人。经历4个月过完五关，12月下旬，体改委人事司负责人正式给我谈话，通知我被选任，但原招考公告有所调整，考虑到种种原因，所长由体改委主管副主任兼任，我任副所长。给我三天时间考虑。我分别征求了西北大学党委董丁诚书记、导师何炼成教授和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他们都一致积极鼓励。就这样我走马上任，国家体改委这次公开招考工作在我这落下了帷幕，我终于当成了第一次中央国家机关人事制度改革的试验品。
　　这次沸沸扬扬的公开招考领导干部终于尘埃落定，紧张和忐忑不安的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挥笔写下了《卜算子·考官》：
京城竞考官，改革冲吏制。殿试堂上驾风帆，击浪鸿鹄志。
胸中有雄兵，笔下论国是。梦寐常越汉唐峰，中华展金翅。
　　在我过去的人生的轨迹中，曾有过数次变迁和转换，而这次“试验品”则是一次重要变迁和转换：从地方来到北京，从大学来到政府研究部门。当有人问及我有什么变化、什么区别、什么感想时，我说我首先是万变不离其宗：其一我仍然是个研究人员，继续以研究经济科学和改革开放为宗旨；其二我仍然是个教师，继续以带学生、培养人才为天职。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倒也有两点：其一，角色的转换客观上要求我的研究方法也要有个转换。过去，偏重于研究我国的改革发展“应该”怎么办，理想化色彩浓一些，有时候甚至产生一些激进观点；而现在，则要求考虑“只能”怎么办，现实性色彩则浓一些，既不能激进，也不能后进，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过去，偏重从“经济人”角度研究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现在，则更多地从“社会人”的角度探索改革、开放、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其二，过去，我更多的是独立、自我进行研究；而现在，则是要大量进行科研组织和管理工作，包括上级任务的承揽，内部课题的设计和立项，对外合作与咨询项目。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在学校里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通过三尺讲台向学生授业解惑。要向学生奉献一碗水，首先自己要有一桶水，为此就必须先于学生进行更多的学习和思考；而现在工作的基本任务，则是要从广阔的社会实践前沿阵地了解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探索和提供深化改革和推进发展的思路和举措，切实当好政府的参谋。要为政府当好参谋，就必须更多地了解实际情况，为此就必须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而此项工作，政府比学校则具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这几年来，为完成政府“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课题任务，跑了不少地方农村，更多的是西部落后农村；为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工作，跑了不少企业，更多的是困难企业；为了为地方和企业服务，大量的与许多地方和企业打交道；为了工作的需要，上上下下接触了许多在学校接触不到的人。这些调查研究，对我过去多年研究经济科学和改革开放是一种最好的检验，感到心里更踏实、更实在了。对中国的现实情况越是了解，越是能够深刻认识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的深邃内涵。中国改革开放只能立足于中国特色，而每一个人的人生之旅，都是中国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切实把握好“中国特色”，才能准确把握好人生的轨迹。
　　

“当以先哲律，更高一层楼”-----------我 的 精 神 世 界

     一、人贵有自知之明
　　《老子》33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后来被衍化为成语“自知之明”。“自知之明” 对每个人、特别是对有一定成就、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也是把这四个字挂在脑海里，尽可能使它警钟长鸣。有人说我是学者，我看我还是个书呆子、学究；有人说我是官员，我看我不过是个幕僚而已。我在30岁时写过一首词，其中有几句是：“三十生涯，苍苍如水流逝易。惊回首，吾事国人，有何功绩！”近20年过去了，纵观我自己过去的人生轨迹，30年前的词句仍然撞击着我的心灵。古人曰：君子有三立：立功、立德、立言。从我的思想档案来看，仅仅是有那么几句立言而已，立功、立德都是一片空白。况且那几句立言是否对社会有用，是正作用还是副作用，还有待社会实践的检验。
　　　二、自我评价：“事倍功半，小器晚成”
　　 当然，我也不是要自裁自贬、妄自菲薄、自暴自弃。我的自我评价是“小器晚成”，事实就是这样，不认也得认。不是吗！你看，在我国历史上，西汉贾谊写《治安策》这篇“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语）大约是30岁；杜甫“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王勃10多岁写出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在世界近现代科技发展史上，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时，分别是22岁和28岁；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是29岁，发明电灯是31岁；居里夫人发现镭、钍、钋三种元素的放射性时是33岁；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是26岁，提出广义相对论时是37岁；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时分别为30岁和34岁。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分别为30岁和28岁。而我自己呢，则是二十未冠，三十未立，四十仍惑。至于现在和今后，也还不敢口满地说“知天命–––掌握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是“大器早成”还是“大器晚成”，或是“小器晚成”，不仅要看个人造化，也要看社会时代和机遇。我第一次上西北大学时，学校里曾发生了批判“小天才”、速算发明家、西大附中学生史丰收的事件，当时我就思考过人才成长的社会条件问题。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史丰收的速算法和“小天才”的遭遇––––兼论“大器早成”的社会条件》，主要从体制上分析了人才成长的客观条件。在过去的旧体制下，我国不知有多少人才未能顺利成长起来或者被埋没，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又为一大批人才的成长创造了机遇。当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熟，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的时候，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才大器早成。
　　　三、人生苦短，甘做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母
　　 历来京城都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学术论坛更是人才济济。在济济论坛同仁之中，我尊长者为师，诚以后生相敬恳学，获益匪浅。也有不少比我年少一点，但他们中许多治学成就比我高，凡学人无论年龄大小、资历深浅、地位高低，只要某方面造诣比我有长，我都当引以为师。1991年，我在写成《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一书后，就专门请比我年龄小几岁、观点又有不同的樊纲研究员作序。去年，青年记者王海平编撰了《股份制改造实务》一书，请我和刘伟写推荐语，征求我编排顺序，我当即表示刘伟的推荐语应在我之前。今年，西安海星集团公司搞了一份《海星集团发展十年白皮书》，我和钟朋荣都参与论证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在征询我排名顺序时，我明确表示钟朋荣排我之前。这样，我心里感到非常坦然。
　　人生苦短，可做的事是不多的，能做成功的事则更少。如果说成功是分子，努力、成本和代价是分母的话，那么人人都应具有“甘做社会经济发展分母”的精神，这也应视为是对社会的贡献。
　　　四、当以先哲律，更高一层楼
　　 我自少喜读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尤尊崇其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 。今年6月下旬，我带国家体改委研究院调研组到岳阳调查电力体制，顺道参观了岳阳楼，感慨万千，禁不住写下了《登岳阳楼铭》，既赞颂了岳阳楼，更展述了自己的感受，权以此诗为此文尾声：
    其一：少崇范仲淹，至尊岳阳楼。心旷登台阁，神怡放歌喉。三湘枕衡巫，四水入巴丘。洞庭烟波淼，君山一叶舟。南湖媲西子，云梦情悠悠。
    其二：汨罗屈子魂，遗恨楚王侯。群雄争荆湘，八仙弄权谋。子敬水师吼，公谨小乔秀。百代才人赋，吟诵美难收。领袖挥巨毫，独将少陵录。
    其三：滕令谪守绩，修阁绘蓝图。范公唱千秋，情怀冠九州：居高怀黎民，处远惦京都；后天乐而乐，先天忧而忧。当以先哲律，更高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