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浩如，1939年生于昆明。云南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文史馆馆员。云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中国楹联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楹联学会副会长。书作曾入选全国书展。著有《诗经选译》、《楚辞释注》、《古诗中的云南》、《昆明揽胜》、《赵浩如行草书》、《历代楹联选》、《云南名联》等。美国西卡罗莱纳大学和密苏里大学访问学者。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上，诗书是从来不分家的，综观至今仍然为世人所乐道的大诗人、大书法家、教育家乃至思想家，如王羲之、杜甫、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无一不是文采风流，书法遒劲。而今，西化教育方式的影响和科技文化的冲击，诗书乃至国学教育正在功利和实用主义的挤压下被边缘化，诗书传家正在附庸风雅的潮流中退出大众的视野。此时，一些受传统文化教育影响至深的文人学者却在默默地用行动履行曾经的梦想，已过花甲之年的赵浩如正是其中之一。

    成长 听来四大名著

    高大的身影，朴素的衣着，凝练的语言，铁笔如钩的书写，旁征博引的阐述，声情并茂的诵读……讲台上的这个形象，是多少人铭记的典范？时光荏苒，云南大学当年的农田已被高楼和闹市取代，当年矮小的银杏树在不经意的叶黄叶绿间，遮天蔽日，在被命名为银杏道的小路上，步履匆匆的年轻学子对这个头发花白的漫步者已然陌生，而他却初心不改，仍在喜欢和从事了一生的诗词、书法与先秦文学研究领域里探索。或许这才是他作为一个教育者的毕生选择。

    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赵浩如生长在书香世家，虽然他的父亲一度身着戎装，但却没有放下手中的书和笔，因而，童年时代的赵浩如一直沉浸在父亲所讲的故事里，“那时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到上中学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才把人物、故事和书名结合起来，才明白原来我在小学时已读完了四大名著。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我对文学比较感兴趣。”

    50年代，正处于全面发展国家经济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是更多的工科人才。在新文化运动思潮余波影响下的新中国文学，正在接受声讨和批判，全国的高校教育因此对文科类招生计划也卡得非常严，凡报考文科类学生都要查出身、背景。就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风潮中，数理化成绩异常优秀的赵浩如选择了报考文科，“可能是骨子里喜欢文学”。至今，回忆起当初的决定，赵浩如语气依然决绝。

    特殊的年代成就特殊的人事。本想在大学里修习新闻学的赵浩如，被安排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尽管这个专业也是我喜欢的，但我更想学新闻。”在那个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的特殊年代，一个简单的宣读会把这个在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捆到了文学的系统学习领域中。与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赵浩如4年的大学生活是在半农半学中度过的，“当时全国都在学农，我们有时在云大的农场，有时到玉溪农村，白天下地干活，晚饭后开始看书学习，一般要到12点后才睡”。或许正是这个时期的锤炼，成就了他对学习的热情，以至于在接下来更浮躁的一段岁月里，他还能静心啃英文、做研究。

    教学 反对功利主义

    人生的美丽是在错误中构筑的，赵浩如也如此。1961年，大学毕业的赵浩如留校任教却被告知，学校缺乏古典文学教师，尤其是讲解先秦文学的教师，因而学校让他暂时顶这个缺。“没办法，凭自小的文学基础，我只好边教边学。”就是这样一个错误，成就了他与先秦文学一生的佳话。

    在我国近40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春秋以前的文学作品留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先秦文学作品主要产生于春秋尤其是秦统一天下之前。上个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和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文学”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先秦文学研究也得到极大发展。先秦文学的兴盛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上承商、周，下接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放异彩的时期。思想空前活跃，诸子峰起，各家著书立说，相反相承，各门各类的学科思想都在此阶段大放异彩；士阶层崛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况，文化空前繁荣；各国变法图强，各诸侯国相互吞并，礼崩乐坏，社会急剧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飞速发展。文学，在这个阶段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然而，此期的文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在一起，文史哲不分。但也有两部作品《诗经》、《楚辞》，代表着先秦纯文学并成为先秦文学的典范之作，尽管这两部作品同样具有哲学和史学的价值。

    早在赵浩如入学前的上个世纪30年代，身为国学大师的闻一多先生便提出了一种“缩短时间距离”的《诗经》读法：“用语体文（现代汉语）将《诗经》移至读者的时代”，用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声韵、文字、意义）等知识“串讲全篇大义”的方法“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这是因为闻一多先生发现，《诗经》和《楚辞》虽然是用当时的口语写的，但由于事隔3000年，加上千百年来儒家、经学家用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封建统治思想序诗，注诗，解诗，造成了许多混乱。而被曲解臆说得最多的又恰恰是《诗经》中的精华——民歌部分。这些严重妨碍了后人对《诗经》的阅读和理解。一头扎进先秦文学领域的赵浩如只能在前人的古迹中，凭自小打下的坚实基础写教案，尝试着帮助学生“缩短时间距离”，讲授课时力求把学生带进当时的背景中。

    当浩繁的先秦文学以独特的魅力抓住赵浩如的时候，浩浩荡荡的“文革”开始了，冷静地看透了各阵营之间的真实面目后，赵浩如回到了自己的天地中，“我是有名的逍遥派，在大家都一团乱的时候，我开始啃英语（当年他的大学外语是俄语），也开始整理我的先秦文学讲义。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我英语补上来不说，先秦文学讲义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作为新中国第一套古典文学作品选读刊物，赵浩如选译的《诗经选译》和《楚辞释注》至今已再版了十多次。“还是有遗憾，如果当时能再下功夫，我在先秦文学方面的研究将更加深入。”赵浩如不无遗憾地说。

    曾见到赵浩如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其中的人物身着六七十年代的中山装，手中燃烧的烟雾把大眼镜后面的眼睛衬得更为深邃。几十年的大学教学经历，养成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今虽已走下讲台，赵浩如在谈起大学教育依然不胜叹息，“大学教师必须是大学问家，要传授给学生严谨的治学精神，让学生能够独立完成学业，达成传递未尽之业的目的；其次才是人格魅力的影响，因为做人在哪里都可以学习。但当前大学里的大师越来越少了，原因是学者都忙着去参加社交场合，对研究的投入减少了。从当前的教育来说，我们过分讲究实用，淡化了科学含量和专业水平。这也是我们出不了诺贝尔奖的原因，诺贝尔奖与实用正好相反，看重的是尖端。大学里的实用和功利主义，最直接的结果是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窄，离传统文化越来越远。”

    书画 墨香浸润成名家

    第一次走进赵浩如的家，即被他的书房所吸引，宽大明亮的书房中，经史子集与诗词字画整齐有序地依墙而立，宽大的书房正中，一件未完成的书法作品横依在案台上，淡淡的墨香挥洒在书房的角落，好一个文人的书香世界。待到他了位于民族博物馆的工作室，满室的诗词字画和宽敞明亮的空间立即勾起了潜在的欲望，原来书房、工作室也可以这样大气。

    在大众眼中，赵浩如的书画最广为人知，尤其是他的书法作品。其书法以王羲之和王献之为宗，又兼收李邕、米芾、董其昌、王铎等大家之长，融汇于一炉，自成一体。其风格以行草见长，亦作甲骨与隶书。其书结字端庄秀美，体式中和沉静，用笔则筋骨健朗，秀逸遒劲，作品挥洒自如，墨色秀润。“书法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国粹。在当时孔学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书香传家的家庭培养孩子必须学的就是国学和书法。当时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文化，首先看的就是你的字。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我四五岁开始描红，学书法。”赵浩如也不曾想到，曾经被当作学问考核标准的书法会成为今天大众认识并铭记他的途径之一。

    初学书法时要临摹多种帖法，对不同的艺术形象在心中进行熟练而巧妙的分解与融合，这便是一种“创造想象”而言。而到了更高的创作阶段，还要善于吸收万物万象的线条、结构和意态之美，将其融入书法而不露拼凑的痕迹。多年的兼收并蓄，赵浩如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和风格，“我的作品之所以与其他人的不一样，就是多读了些书，书法自古就是读书人的玩意，综观古代大家，学问高的书法自然都好，每一个大学问家都是大书法家。”然而，仅仅60年之后，书法与大多数中国传统文化一起已在年轻一代的视野中淡出。作为一个传承者和教育者，赵浩如想到更多的还是教育的转变问题：“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和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有义务传承这些优秀的智慧结晶，这是一个民族的个性和血液基因，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是很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