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边吟草第二集（何永沂序）》[熊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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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点击： 更新：2005-4-24 1:1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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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血成诗喷土墙——熊鉴诗试评(代序)
开场白
暮春之夜，“点灯书屋”外潇潇雨歇，忽想念在五羊城的熊鉴老那个独自凭栏仰天长啸寻诗觅句的身影，便拿起了电话拨号，忙音。刚把电话放下，铃响，拿起来，“是永沂吗?”正是他的声音，心有灵犀。我们先谈到李汝伦老的病情，他又诉说了自己的高血压治疗服药等具体情况，然后熊老郑重其事地说：“我现在存诗一五多首，除见于《路边吟草》(增订本)及《同声集》外，近又有三多首，我已经七十八岁了，未知还能活多久，打算编成一册，聂绀弩道：‘最难诗要自家删’，拟请朋友选定，你为我写篇序吧。”余与熊老相交相知十多年，对这位谦和敦厚，笔硬心软、至情至性的诗人前辈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对他的吩咐一直理所当然地尽力而为，这次也是想也不想便答道：“好吧”。又过十多天，一个晚上，电话又传来他的声音：“我已到了番禺，季子开车送我来的”。此夜，我们聚于清幽雅静的番禺宾馆茶厅里，他带来了手抄的“新”诗稿三多首及一些有关资料，我边翻阅，边听他论诗，有时我插话谈谈对他的诗的看法，直至夜深清场，握手道别，这时天降倾盆大雨，回到家中，思绪难宁，打开了《路边吟草》……
熊鉴老，仿佛天生就是一位诗人，“只知独夜不平鸣”，他几乎无日不作诗，无日不言诗，诗就是他的生命，“敏捷诗千首”，我有时想，他的细胞内有着我们这个诗国优秀诗人的基因组合。就忧国忧民这一点来说，他特别象杜甫，但他比老杜要幸运，他的诗在同时代的诗歌爱好者中(包括老中青)拥有大量的知音，生挂吴剑，此拜时代所赐。有人说他的诗集是“畅销书”却言之过早，比起风魔了大批少男少女的汪诗人，还差得很远，要知道读熊鉴的诗味同嚼“辣”，而这种辣味并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在熊鉴的诗中，忧患意识、批判倾向、平民情结几乎随处可见，甚至包括了他的山水诗、“田园诗”。这一切，皆源于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
天将降大任于诗人也，必先触其灵魂、伤其体肤、硬其筋骨。生正逢时，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一来，他沾了伟大同乡之光，从广州放逐回家乡湖南沅江，头顶南冠，脸刻黄金印，低人九等，但诗却高升为第一流，“时势造诗人”(拙句)，“愤怒出诗人”(马克思语)，真是历史的辩证法。他在那个时期写的诗(七绝为主)，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疾苦作了具体、深刻、真实而形象的反映，均是诗人亲身所历、亲眼所见，“直将阅历写成吟”，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发人深思，这种叙事体的诗，令人想起杜甫的《三吏》、《三别》。如果要和聂绀弩的《北荒草》比较，后者主要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处境之不堪。两位诗人一则以愤、一则以谐；一以绝、一以律，其内容可互相补充，互相对照，大可填补正史之不足甚或空白。
文革结束，“一场恶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平反、退休、任诗词编辑，诗人得以坐下来，冷静地沉思，大量地读书，打破哑谜，其诗变得更为老辣，佳制联翩而来，奇句警句迭出，反皇权、反封建更明显地成了他诗中贯穿的一条红线。而近几年，创作欲依然旺盛，大有“恨不题天万首诗”(聂句)之势，有的朋友私下交谈时对老先生“火气”未减深表诧异，而我则戏改定庵名句向他打趣：“老年哀乐过于人”，熊老一笑首肯。“六九童心尚未消”，诗家最高境界也。
下面我们分别探讨一下熊鉴的诗学观及其诗作的艺术特色等。
熊鉴的诗学观
熊老著有一卷《四味斋随想录》(自印)，内收有他多篇文章和通信，结合他平时的交谈及有关的诗作，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诗的基本看法。
先说一些可能不是题外的话。熊老是一位受儒学影响很深的文化人，他曾写道“……孔子的思想是要推行他的仁，他的仁是对广大人民的，希望人民能安居乐业，能有一个公正的社会。孟子的思想更激进一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君为寇仇’”，并称“这是孔孟之道的精华”。(《“士为知己者死”不是孔孟之道》)，他常把孟子语录：“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挂在嘴上。这样，他反复地强调“诗言志”就顺理成章了，“言志论”正是儒家的正统诗论。在这一点上，他和当代同称“打油诗派”的一些诗人不同，例如聂绀弩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就自称“散人散木，无志无才。”在朱正注本的“后记”中又称道“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娱活动”，堪称当代“诗缘情”论的新版本。老实说，笔者对儒家并无多大的好感，我曾当面对熊老说：“‘诗言志论’最易为统治者利用，‘以志制情’是他们惯用的手法”，熊老答道：“我是以志带情，情从志出，我要写的是一个纯正的人的真正志向真实感情”，分明就是“情志合一”之说，这令人想起了袁枚，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写道：“清代袁枚也算一个文坛革命家，论诗以性灵为主；到了他才将“诗言志”的意义又扩展了一步，差不离和陆机的‘诗缘情’并为一谈。”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言志”之作，在《全国第二次诗词研讨会闭幕赠诸公行》(四首七律)一组诗中言志的痕迹最为显露：“一息尚存休泄气，斯民犹困敢忘情。明朝豪唱天涯去，南北东西起共鸣”；“笔吐胸中千丈气，潮鸣海上万钧雷。”“共作当今补天手，明时岂有过时才”；“骚客元非世外民，敢轻天下重家身。……匹夫应有兴亡责，莫作观潮袖手人。”“骚人慎勿沉江去，紧握毛锥顶住天”。豪情万丈，一派天真，我敢保证这是诗人的真情流露，其可爱在于十足书生气，但我更喜欢他那些嬉笑怒骂，寓庄于谐、性灵活现之作。
实际上，熊鉴诗也有流露出对儒家祖师爷的不敬之处，他从不崇拜任何“圣教”，他的诗以直怒为特征，与儒家的“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之类的诗教大唱对台戏；他强调“诗言志”，但他的诗多是直抒性灵、大近人情一类；他肯定诗的教化作用，但在《诗入校园是好事，也抱杞忧》中又写道“莫以吹牛当孔道，须防拍马入黉门”；他的诗，儒家的入世感很强烈，但他对尘世间的功名利禄视如尘土，他何曾有过半点做官的念头，何曾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万丈豪情纯付“纸上苍生而已”，他在《赠诗人荒芜》一诗中写道“纸壁斋谈纸上兵”正是自己的写照。我曾有诗戏道：“寻常语构非常句，出世人歌入世诗”。上述种种，反映了他勤于独立思考及无时不在的忧患感，而正是孟子提出“生于忧患”的著名命题，程千帆老在《忧患感和责任感——从屈原、贾谊到杜甫》一文中写道：“……而老、庄等学派则缺乏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他们对现实世界感到绝望，只想用避世的方式来摆脱这种沉重负担。”这样我们又回到儒家的立场上来了，可以说，儒家的思想对熊鉴的诗学观起的是积极而非陈腐的影响。
在诗歌创作艺术方面他亦有明确的主张，这在《一点管见——复廖奇才同志的信》中表达得较为全面具体，摘录如下，立此存照：
一：语言通俗化，诗才有它的社会价值。
二：“惟陈言之务去”，已经作古的语言要加以翻新，已经作古的思想务必扬弃，这样才有诗的时代特色。如果将当代人的诗放在古人的诗中辨不出古今来，称之为古董赝品则可，称为当代诗则不可。
三：典故应该用，用得好，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不宜用极少人知的僻典。典故用在诗里应恰到好处。
四：切忌空话、废话。
五：写人民大众关心的事，诗人要想人民之所想，爱人民之所爱，恶人民之所恶。
六：诗既可浪漫，又要有逻辑性，有哲理。
七：诗人要善于独立思考，要有主见创见。
八：诗要刻意求新，在老题材面前写不出新意就不写，不要人云亦云。
九：要有真情实感，不要无病呻吟。更不应有违心之作。
大家知道，一位好的诗歌理论家不一定是位诗人，而熊鉴以他出色的诗词创作认真地实践了上述的主张，他就是按这样的宗旨写诗的，而实践的效果是他的诗很受读者欢迎。《路边吟草》一开始发行，作者便收到数百封来信，赞不绝口，海内外报刊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四川萧星璧先生在《南国奇花——读〈路边吟草〉》一文归纳了三点：“1，一读就懂；2，他说出了我们心中多年来想说不便说、不敢说、不能说、也说不准，说不好的话；3，对于平常的一些史、事、人、物，经过他的笔下，就变得很有新鲜感，甚至令人哭笑不得，意味深长。”所评的当，正好与诗人自我拟定的九条准则相合契。
在这里，我们顺带谈一下熊鉴诗歌的主题思想。“诗发乎情，情触于遇”(张问陶)，本来诗并没有预先设定的主题思想，但客观上熊鉴诗确实存在一个他要执著表现的主题。对此，我们不必像中学生对着课文咬笔搔头地去拼，因有现成的熊老夫子自道。打开《路边吟草》之《十年文革祭》，诗人写道：“今者，春雷乍起，万物回苏；禹甸重光，兆民有幸。澄清往事，传后世以真情；警告来人，鉴前车之覆辙。口诛笔伐，使鬼蜮无所遁形，短哭长歌，愿士庶聊当泣血。谈妖说怪，岂是诳言?去伪存真，方成信史。”真乃铁屋中的呐喊，要探讨熊鉴的诗，对此段“宣言”不可轻轻读过!
熊鉴的艺术特色、风格及技法
初识熊老不久，得读他的诗后，我曾写过一首五绝赠他，结句是“浅语道深情”，看来他很喜欢这一句，曾多处引用，可能因这五个字能点出他诗作的艺术特色吧。浅近并非浅薄、通俗不是庸俗，所谓“浅语”是指他斗胆以大白话，新名词、俗语、谐语、口语入诗，写来能让人一看便懂，起码知道诗在讲些什么。语浅并不难，难的是能让人一读便拍案叫绝，失声叫好；或教人扼腕痛惜、凄然泪下；或令人回肠荡气，沉思不已。这些艺术效果，熊鉴诗兼而有之，这就需要作者有很高深的“内家”功力，并在诗中倾注了深厚的真感情。
要说熊鉴诗的风格，总体印象是“直怒”，“直”即诗风格说中之“率直”，直截了当、直抒胸臆，率直之作乃诗人情不自禁时的内心流露，当此际，诗人的坦荡胸襟、爱憎情感、人生取向，一展无遗。率直之诗可以表达欢快的心境，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可以抒发愤懑不平之气，熊鉴的诗大多(当然不是全部)属于后一类，为此我们杜撰了“直怒”一词，这种总体风格相信是前无古人(如有，亦只是个别诗例)，因古人受的束缚毕竟太多，如政教、诗教、宗教之类，即使是龚自珍这样思想开放的改革派、划时代的大诗人也有“避席畏闻”之慨叹；我们也相信后无来者，因为明天会更好。这种风格不足之处在于一览无余，但快言快语，情意倾泻，慷慨抒怀常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便可弥补这一缺憾。形象一点来说，《路边吟草》不是“到处莺歌燕舞”的妩媚青山，不是“杏花春雨江南”，也不是“才出昆仑便不清”的九曲黄河，它象一座座次第爆发的火山，构成古今诗坛风景线上一道独特的奇观异景。
熊鉴诗以七绝七律为主，下面我们先看看他的七绝。
“友朋各坐一间牢，几处攻心吃不消。听说他人都坦白，不知何以把供招。”(《几处攻心》)
“小偷要犯一绳牵，高帽书生走最前。自打破锣还自喊：罪该万死反红天。”(《游斗》)
“亩产粮超十万斤，一时中外说奇闻。丰收捷报年年是，日日新坟压旧坟。”(《杂咏》)
“丢掉家家神主牌，神龛让作宝书台。一年一户纯收入，难买红书一册回。”(《杂咏》)
“翩翩跳起三忠舞，锣鼓声催忠字粮。送罢归来忙检点，携儿扶老去逃荒。”(《杂咏》)
这一类诗多写于文革期间，占了诗集较大比例，相信识字的人都能读懂，但学生哥读了，可能以为是天方夜谭，而文革过来人读着便会心闷胸翳，大有不舒服的感觉，诗人移情于人，小人嫁祸于人，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有人用“浅白如溪、沉重如山”来形容弘一大师临终绝笔之“悲欣交集”四个字，“浅白如溪，沉重如山”，正好借来一用。这类诗叙事、抒愤、议论交集，本来古体较自由，不受字数限制，长于叙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但熊老认为七绝言简意赅，音韵铿锵，易上口易记忆，艺术感染力可能会强些，至于内容表达与字数有限的矛盾，可用组诗的方法补救。用七绝叙事，也是一大特色。
现在我们抛开沉重的感觉，赏读他另一种风格的七绝，试举《咏钟馗为任桂森画师作》一组诗为例：
“何多怨鬼闹唐朝，想是君王德政招。捉鬼迄今千百载，一查鬼数比人高。”
“先生捉鬼勇无前，随手抓来一口咽。未见审查分善恶，若逢冤鬼更含冤。”
“人间处处见尊颜，何故难教鬼胆寒?闻道先生也是鬼，不同只是有官衔。”
“当年除恶事堪钦，啖鬼从唐啖到今。满肚装的都是鬼，但祈神不变初心。”
“阎罗也念斗争经，小鬼纷纷跳火坑。窄路又逢钟进士，可怜无计可逃生。”
“神能制鬼鬼欺人，人鬼相安又赖神。休想仗神真打鬼，鬼神原是一家亲。”
“年年捉鬼鬼翻增，神亦常遭鬼折腾。只见大神抓小鬼，若逢大鬼便无能。”
这种诗好在新意迭现，能摆脱惯性思维，历代咏钟馗的诗多如牛毛，没有看过有人是这样写的。熊老写诗宁用民间俗语，不用诗家惯用之熟语；而用意方面，则力求出新，不落旧套，“意不新奇死不休”，这些特点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此组诗“鬼话”连篇，哲语联珠，借神鬼喻人，入木三分，幽默而又风趣，能令人会心一笑，真是难得一见妙不可言的讽喻诗。
还是七绝，先举数例：
“刘邦本是刘家子，硬说他娘睡了龙。”(《咏史十五首》)
“刘汉朱明来草野，到头一样画葫芦。”(《咏史十五首》)
“天王不是真豪杰，坐上龙床便自私。”(《咏史十五首》)
“一自祖龙归去后，再无风水说湘潭。”(《过湘潭》)
“六王毕后民何益?七姓奴成一姓奴。”(《有人游骊山墓为始皇大唱赞歌》)
“天意要由民作主，圣经难作护身符。”(《读〈金田起义〉》)
“负尽初衷淫富贵，当初起事为何来。”(《读〈金田起义〉》)
所录尽是警句，借古喻今，极具史识，即上文所说的反皇权之作。这种诗读后，令人想起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中那位小童，一言道破天机，痛快淋漓之至。此处所引均是诗的第三句及结句，对此李汝伦老评道：“诗前两句平，无足奇，第三句，仿佛戏曲人物，帘内一声‘马来!’第四句，人物忽地出台，身段、扮像、神韵毕现矣。熊子绝句多有此风致。”一语中的、生动传神，绝妙好评。
再来看看他的七律：
七律这种诗体体式端整，格律谨严，如非高手，情意思想均受束缚，难以自由自在地抒发，自有此体以来，句法平板对偶拘执用意凡近之作比比皆是，这些诗往往只剩下一个“堂皇”的空架子。从技巧来说，七律之难在于中间两副对仗，搞不好便会走进似工整实呆板的死胡同，或像“独有英雄、更无豪杰”之类陷入“合掌”的误区。七律到了杜甫手上，沉郁顿挫、出神入化，后人要与他比胜，只能另辟蹊径。不过好诗并没有给他做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江山代有才人出”，给后来者壮了胆，熊鉴便是其中一位。
“魂归乎?问杳杳西天，有谁见佛?君去矣!痛茫茫大野，何处寻人?”(《挽联》)此联工整而不板滞，语浅容量大，“有谁见佛”，何必尊“神”；“何处寻人”，着一“人”字，显得无奈，显得沉痛，一看便知是好对，熊鉴之作也。他爱作对子，进而爱作律诗，现存七律多达二八多首(杜甫存一五一首)，近年有的组诗一来就是十首八首，“成群结队”，目不暇给。试举几例：
“诵经声里杂吟哦，遥夜孤灯白发歌。古寺重来新道众，金身再塑旧神多。空门往昔清虚否，尘网如今解脱么?又听轰隆河汉决，泥途更遇雨滂沱!”(《宿玄都观大风雨作呈清虚道长》)
“世事如棋局未终，风云变幻永无穷。未央昨夜烹功狗，天子今朝拜贺龙。代有黄金迎国士，几曾善果报英雄。可怜剑起人头落，犹说阿瞒是梦中。”(《天子山凭吊贺龙》)
“是谁微笑拍吾肩，回首惊看久愕然。声调尚多乡土气，神情已近夕阳天。黄粱一霎无凭据，沧海千寻信可填。四十余年风雨后，归来正好赏红棉。”(《乡亲某从台湾回来探亲偶遇》)
“老来营口复营窝，少壮穷经为什么?久别依然茶代酒，将行仍以哭当歌。麓山有梦牵离绪，珠水无声逐逝波。不幸英雄逢盛世，困人玉帛胜干戈。”(《送谢凯归长沙》)
“人间喜又重风骚，一首三千价亦高。齿豁头童方脱颖，山遥水远莫辞劳。诗中休忘勤歌德，酒后须防乱骂曹。闻道浙东名胜地，好凭身手赚香醪。”(《送朱帆之温州领“鹿鸣杯”奖》)
“只为言真气太粗，险些丢了好头颅。千磨未肯更人骨，万死依然是故吾。每遇香醪常放浪，却逢大事不糊涂。狺狺遗犬由它吠，一笑当年左氏奴。”(《李汝伦将辞去〈当代诗词〉主编有赠》)
“猴王真假不须争，慧眼如来看得清。谁据圣经论善恶，全凭大棒定输赢。水随山后滩前转，人在矛间盾外生。几个凡庸寻福地，不知何日了行程。”(《七十七岁初度》)
“行将拄杖入朝门，不以官尊以老尊。祸起独夫权利色，毒流三代祖爷孙。已归地下魔留影，尚在人间血有痕。大难果能生后福，明年再饮五羊村。”(《七十八岁初度》)
不知不觉选录了八首(杜甫《秋兴》也是八首，纯属偶合而己，无意相比，一笑)，这些诗完全符合七律的要求，对仗工切，但不呆板，把谨严庄重的七律体表现得如行云流水，又如水银泻地，畅快自然，带着镣铐，跳的却是动感舞，情意发挥不受束缚。其想象力丰富、营造了一个个新意境，人情味很浓，一泻而出，时而嬉笑怒骂、幽默风趣；时而金刚怒目、挥斥方遒。能达到如此境界，其中奥妙值得探讨。可以看到，诗人使雅俗交织，庄谐并用，新旧合流，今典古典相杂，间以流水对、借对，力求句式多样、不拘一格，其腾挪变化，运用之妙，可谓得心应手，这种诗技的“活法”，使人耳目一新，给人一种艺术美的享受，从而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此外，集中尚有五绝、五律、五言排律、古风诸体，占的比例不多，但亦甚可读。其中五言排律的代表作是《观猴戏》、《赠诗人李汝伦》，而古风有《牛栏歌》，均脍灸人口，读者不纺细赏。五绝《京华初遇赠邵燕祥》一首写道：“早识初相见，关山险路长。不期熊入梦，惟愿燕呈祥”，风神摇曳，另有一番风味。
熊鉴的词不多，词并非他的本色当行，不是他的强项，不必讳言，这方面他不如龚自珍，定庵诗好，词也相当。
结束语
当代人评当代人的诗，常称某某的诗、某某的词像某某古人，这是传统情结，十分正常。但我挖空心思，在熊老集中也难以找到那一个古人的影子，是熊诗个性太强?还是他的诗已进入别开生面的境界?如是，我们可称之为“熊鉴体”!熊老的诗绝空依傍，自成一家，但他各种风格的诗都会爱读，有一次，我们饮茶粤海，无意中谈起王渔洋的诗，他随即用他那浓厚的湖南口音吟唱道：“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摇头晃脑，一唱三叹，令我大为惊讶。
熊老已年过古稀，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依然神情矍铄，思维敏捷，堪称奇迹，得益于写诗也。诗能使他尽吐心中郁勃之气，浇平胸中块垒，不至积郁成疾，写诗乃养生之道，大有医学根据。当然，大小病免不了，他曾因支气管扩张大咯血住过两次院，集中有诗为记，写得旷达乐观，而我当时站在他病床旁边，看到这位“负重行者”咯出来的鲜血，首先想到的却是聂绀弩的名句：“涌血成诗喷土墙”。这句诗，大多读者着眼于“血”字，而我对那个“墙”字别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文革后期，笔者在粤北山区一间小卫生院工作，旁边就是一所有名的省级监狱，一次路经，一位当地的医生同事指点着介绍道：里面关有不少“政治犯”，这些新的墙就是他们自己砌的。多年后，当我第一次看到聂诗这个“墙”字时，便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道“犯人”自己砌来关闭自己的高墙。
噫，涌血成诗喷土墙!
上稿写好后，一日，经纶兄过访，酒酣，取出求正，兄读后， 忽拍吾肩道：“你好大胆，熊老先生的诗岂是我辈够格为之作序的!”当头棒喝，一言惊醒梦中人，即时脑袋急转弯，连忙答道：“不称序，改称评，如何?”看到我一副惶恐认真样子，经纶大笑。
是为评。
二00一年五月于点灯书屋 |
| 文章录入：吟风斋主 责任编辑：吟风斋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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