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旧体新诗”这个词，近些年来在诗词报刊和互联网的有关文章中已时有所见。概括起来其含义大体是两种：一种是对今人写旧体诗强调要“旧瓶装新酒”，对之便特别加以称谓；另一种就是作者前文《试论“旧体新诗”》所述含义。我认为还是应按体裁来正规规范名称。今人写旧体诗就体裁言仍是严格旧体，新时代当然要力求一切以“新”写，特别是如要成为当今之精品力作就更应如此，因此对之似无须再冕以新名。而如真要论此意义上的“旧体新诗”，我看当数伟人毛泽东的诗词作品应最堪称道，但他老人家仍自称是“旧体诗”，由此可见。作者前文谓之的“旧体新诗”（特别是其中的律诗句式），在现代社会中已长期大量存在，不可否认已成为一类重要诗词，亟需将其统一定名。而我认为定名为“旧体新诗”确实最为合适，这既区别于旧体诗，又区别于现代白话新诗，同时还恰当联系了二者，因而也是最为科学的定名。

                                         二
     关于学习和习作旧体诗的作法，归纳起来也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开始就严格格律要求、就此径直上去的“陡坡上”作法；另一种便是作者前文提出的先通过习作放宽格律束缚的“旧体新诗”、在渐进到严格符合格律的旧体诗、这种分两步走的“阶梯上”作法。变“陡坡上”为“阶梯上”，这是人类合乎学习和行为前进、向上的客观规律所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普遍作法，不仅众知登山如此，学习文化科学当然如此，而学习和习作旧体诗我认为同样可如此。有人曾将写作旧体诗（特别是格律诗词曲）极其形象比喻作“带着枷锁镣铐跳舞”，可见行之特别是行好之难，尤其是对初学者。事实确也如此，由于严格的格律特别是声律束缚，使相当多的初学者对学习和习作旧体诗（特别是格律诗词曲）望而生畏、畏而却步，甚至对之感到“可爱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及”。为此，我在前文特别地提出了分两步走的作法。我并不认为一定就是初学者如一开始便放宽格律就永远也入不了旧体诗的门。事实上，长期来上述两种作法一直是在并行着，“并行不悖”、“殊途同归”，两种作法都能成功到达目的，并都大有人在，这已是很平常的事，似毋庸争辩。至于究竟走哪种作法的路，完全可由学习和习作者个人所好自定，根本不须强行规定和强求一律。

                                         三
     必须注意到，写作作者前文谓之的“旧体新诗”（特别是其中的律诗句式），在当今社会早已是一个特别大的群体（或许比写作旧体诗和现代白话新诗的群体都要大——假如国内有一份类似于《中华诗词》、《诗刊》和《词刊》这样的《旧体新诗》全国性刊物，有平等和充分施展的园地，这个群体就定会集中显现出来，但遗憾至今还没有这样的刊物）。因此，绝无理由硬是无视、轻视、歧视、蔑视、甚至绝对排斥和否定这个群体（话说回来，但如一定要说这种诗是“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等等，我看也无关大局）。试问：为什么对源自生译和模仿外国诗、并与中国传统诗词各方面都相距甚远的现代白话新诗都容写得，而对这种直接出自中国传统诗词、与中国传统诗词有着密切联系、并在各方面都远胜于对新诗基本要求（如整齐、精炼、有节奏、大体压韵等等）的“旧体新诗”反而一定就不容写得？这是绝对讲不通的。事实上，当代中国早已并非“一国两诗” 而是 “一国三诗” 的天下。很明显中国诗歌的普及、繁荣、和发展绝不能离开写作“旧体新诗” 这个特大群体。我们还须特别注意到，这个群体不仅同样能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来，而且在当今中华诗坛有其特殊地位：它既是旧体诗创作中一支非常可观的后备队伍，同时又是新诗创作中一支非常可观的特殊队伍。由于现代白话新诗完全脱离中国诗词优秀传统，而旧体诗（特别是格律诗词曲）又绝对严格遵循中国古代诗词传统，这“一国两诗”长期来一直互相隔峙，不能很好联合和协调发展，而“旧体新诗”的出现恰恰是在“两诗”之间架起了一座中间“桥梁”，同时体现并特别沟通了旧体诗的“现代大众化”与现代新诗的“中华民族化”这两个重要方向。完全可以预期，承认并平等对待“一国三诗”，并使它们联合协调发展，必将打造出当代中华诗歌大普及、大繁荣和大发展的空前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