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到诗词界纯属偶然。1998年12月，尚未退休，我就接到《诗刊》原副主编、时为《中华诗词》常务副主编杨金亭同志的电话邀请：作为“特邀编审”，为该刊编评论。由于同在《诗刊》工作过，与他以及老主编杨子敏同志配合默契、合作愉快、前所未见、后所未遇，我未加思索，便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并说，名义、报酬(当时每月只有250元车马费)都不在乎。我是直到1999年底才正式退休的，当时名为“常务副主编”，也还按时上下班，但实际则因无聊的人事纠纷，早已“靠边站了”———亦如人们记忆犹新的“文革”一样，几乎无事可做，正好借以填补空虚。从此，我就堂而皇之地混入骚坛。

　　不过，偶然之中也有必然。那就是我对中国古典诗词一向情有独钟，爱莫大焉。在校读书时，抄古诗，背词曲，研读摘录诗话、词话、曲话、近乎痴迷。许多抄本、卡片至今完好保存。对于继承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当代诗词，当然也极喜欢，只是接触不多、知之甚少，能有机会更多欣赏当代诗人词家的精品力作，在我自是求之不得。因而一从《诗刊》退休，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华诗词》的编辑工作之中。转眼之间，已有八个年头了。

　　在这期间，承蒙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华诗词》杂志各位领导以及诗词之友们的厚爱，赐以种种神圣名号，我当然感激不尽。怎奈我不谙此道，有负众望，常感忐忑不安。我只想人到老年，业经退休，应该认认真真地干点实事，安安静静地发挥余热。朝大处说，是为祖国的诗歌事业略尽绵薄；往小里讲，则是给自己的一生爱好圆个美梦———借机学着写点诗词。杨金亭、周笃文、张结、欧阳鹤等诗友也都好心劝我作诗，特别是挚友刘章几次表示乐意助我一臂之力。他和老友刘征都曾为我热心改过诗稿。可我对自己的“作品”很不满意，羞于出手。心想，鸭子无能上架，硬赶是赶不上去的。屡试屡败，我也失去信心，觉得自己确实缺乏诗才。如今看来，诗梦恐怕难圆了。

　　诗人公刘同志生前说过：“诗是宗教。”我以为这话有理。诗是人类的精神家园，由高洁的灵魂与精美的艺术构筑而成。正因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华诗词常被尊为“大雅之堂”，决非粗头滥服的等闲之辈可以擅自闯入的。连新诗、旧体兼擅、堪称诗坛大家的诗人邵燕祥同志都说：“我把自己的诗叫打油诗，主要是缘于对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的敬畏。在令人高山仰止的诗词歌赋大家和他们的作品构成的众多高峰面前，我虽不因妄自菲薄而气馁，但终保持了不敢妄自尊大的一点自知。”(《邵燕祥诗抄·打油诗》《自序》)我辈胡乱涂鸦，格律不精，诗魂不备，怎能滥竽充数？！这也是我虽有所作，却不敢示人的重要原因。

　　诗词难写，诗论也不易为。但因编辑工作需要，或应诗友之邀，或者有话要说，多年以来，还是陆续写了一些诗论文章。收罗一起，居然竟成皇皇大编。并且有幸得到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老轶青同志的题签。兴奋之余，不免又心生疑窦：所论是否中规中矩？诗龄与我年龄相同的前辈诗人绿原同志，论起诗来，犹自诚慌诚恐，认为自己“对于诗永远是陌生的”，担心会“将个人的不足为训的一孔之见加以扩大以至一般化”而闹出“盲人摸象”的“笑话”，遂以“言不中道的瞽说”(《绿原说诗·小引》)自称其诗论集，并借他人之口，反复声言“诗一入微，不可说，不可说”(《绿原说诗·再谈诗与散文》)。这不是绿原老缺乏自信，而是他同邵燕祥一样，对诗满怀敬畏，深恐唐突神圣。我不会写诗，对诗理解十分肤浅，又何以论诗？知其不易为而为之、“不可说”而说之，自然难免陷入强作解人的尴尬窘境，倒会真地闹出“盲人摸象”的诸多笑话。然而，事已至此，文已编竣，那就只好洗耳恭听读者的批评与教诲了。

　　向一切关怀、关爱、关照、关注自己的诗坛前辈、文明诗友、报刊编辑乃至读者朋友，表示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