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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是人类的朋友。它们麇集于枝头,翱翔于蓝天,或婉啭啼鸣,或放声高唱,用悦耳的歌喉,美化着大自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情趣。
翻开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篇第一句便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片生机盎然的沙洲,洲上有成双成对嬉戏悠游的水鸟,它们正发出甜美动听的“关关”欢叫……这是多么令人心醉的意境!在《诗经》里,我们还读到“绵蛮黄鸟”、“雝雝鸣雁”,以及“鸟鸣嘤嘤”,“鸡鸣嘐嘐”,“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等许多描写鸟鸣的诗句。我们的祖先用关关、绵蛮、雝雝、嘤嘤、嘐嘐、嗷嗷等丰富多彩的拟声词,描写百鸟的啼鸣,给予人们极大的艺术享受。
唐宋时期,我国的诗歌创作空前繁荣。诗人们创造了大量新颖别致的词语,生动而形象地模拟鸟鸣,也为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增添了新的光辉。“叫叫海鸿声,轩轩江燕翼”(储光羲),“烈烈鸑鷟吟,铿铿琅玕音”(孟郊),“失群断雁落沙屿,倡予和汝相呕唲”(梅尧臣),“黄鹂颜色亦可爱,舌端哑咤如娇婴”(欧阳修),“邹莺故故啼屋角,飞絮翩翩堕枕前”(陆游),“一声初上最高枝,忙杀呕哑百舌儿”(范成大)……读着这些诗句,我们仿佛莅临山林、田野、水边、庭院,参加鸟类家族的音乐会,亲耳谛听鸟儿们的歌唱。鸿雁、黄莺、百舌等著名歌手竞相引吭,抑抑扬扬,千回百转,真可谓悦耳而赏心。
古代文学作品中对鸟鸣的模拟既十分丰富,又十分精细。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鸟,它们的叫声也千差万别。不同的鸟鸣,作品中常用不同的拟声词来描写。雀叫“啾啾”、“唧唧”,如“啾啾雀隐树”(何逊),“唧唧复若何”(王维);鹊鸣“啧啧”、“楂楂”,如“啧啧护儿鹊”(白居易),“鹊鸣声植楂”(韩愈);莺歌“间关”、“绵蛮”,如“间关莺语花底滑”(白居易),“绵绵蛮蛮如有情”(韦应物);燕语“呢喃”、“劳劳”,如“呢喃燕子语梁间”(刘季孙),“劳劳胡燕怨春酣”(李贺)。对鸟鸣描写的精细还表现在,鸟类表达不同“情感”的叫声作品中常用不同的拟声词。例如,“孤雏惊号鸣呴呴”(王逸),“呴呴”是幼鸟的惊叫声;“一夕皆不归,晓哓遗众雏”(贾岛),“晓哓”是小燕子的哀鸣声;“嗷嗷黄口诉朝饥”(陈陶),“嗷嗷”是幼雀待哺的呼声。听着“呴呴”、“哓晓”、“嗷嗷”的叫声,人们甚至可以想象出这些幼小生命或惊慌,或焦急,或哀切的神态,真是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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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鸟鸣,古人不仅有精细的模拟和描写,而且有许许多多美妙的联想。
相传孔子的学生公冶长听得懂鸟的话,他曾精彩地“翻译”过一段“鸟语”:“唶唶啧啧。白莲水边,有车覆粟。车脚沦泥,犊牛折角。收之不尽,相呼共啄。”(《焦氏笔乘》引《论语疏》)传说尽管是传说,但这段韵文确实把觅食的鸟雀们发现大量食物以后的欢乐表现得淋漓尽至。
鸟没有语言,但人们可以想象,给千奇百怪、千变万化的鸟鸣声赋予某种意义。其中,对杜鹃鸟啼鸣声的联想应该说是最丰富的了。每当春夏之交,杜鹃的叫声好象在召唤人们:“布谷!布谷!”它们便自古相传为劝耕之鸟,并因此有了布谷这个别称。有一些地区,人们把杜鹃的叫声想象为“护谷”。南朝梁人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记载说:“有鸟名护谷,其名自呼。”该书注云:“布谷,江东呼护谷。”还有把杜鹃的叫声想象为“郭公郭马”、“看蚕看火”的。如清代厉荃所辑《事物异名录》记载:“布谷多当四五月插秧时自呼其名,如云‘郭公郭马’,又如云‘看蚕看火’。今人遂称为看蚕看火,亦称为郭公鸟。”
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人们很自然地把鸟类的啼鸣与季节和农事活动联系起来,与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联系起来。对杜鹃啼鸣声的许多联想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还有这么一种鸟,栖息在浙江顾渚山区,形如鸲鹆,色苍,每当正二月就呼唤“春起也”,到了三四月则啼叫“春去也”。采茶的人称之为报春鸟或唤春鸟。(事见《复斋漫录》引《顾渚山茶记》)更为奇妙的是,有一种惜春鸟,“大不愈燕,其声曰‘莫摘花果’,人谓之护山鸡”。(宋叶廷珪《海录碎事》)请看,鸟类会向人们报道春天的来临,会催促人们抓紧播种,还会劝戒人们爱惜花果,是多么通达人情啊!
在对鸟鸣声丰富联想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杜鹃的故事,秦吉了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泛流传着。
杜鹃的啼鸣声,除“布谷”、“护谷”等想象外,古代还有“不如归去”的联想。据说杜鹃是古代蜀国帝王望帝的化身。据汉代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蜀望帝禅位后亡去,此时恰闻鹃鸣,其鸣如曰“不如归去”,“故蜀人见杜鹃而悲望帝”。杜鹃于是又有了“子规”的别号。《十三州志》也记载,望帝禅位与鳖灵,“遂自亡去,化为子规”。因望帝名杜宇,后人因此也把这种鸟称作“杜宇”。望帝化鹃的传说,每每被诗人们融入诗篇。请看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杜甫《杜鹃行》)“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杜甫《杜鹃》)
秦吉了也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鸟,又称了哥、吉了。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岭南有鸟,似鸲鹆而稍大,乍视之,不相分辨。笼养久,则能言,无不通,南人谓之吉了。”秦吉了的叫声,经过人们的联想,敷衍成一段爱情故事:“昔有丈夫与女子相爱,书札相通,皆凭一鸟往来。此鸟殊解人意,忽对女子曰:‘情急了’。因名此鸟为情急了。”(元伊世珍《琅嬛记》引《谢氏诗源》)秦吉了就是“情急了”的谐音。李白《自代内赠》诗云:“安得秦吉了,为人道寸心。”借用秦吉了为人传情的传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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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鸟鸣想象的日益丰富和诗歌艺术的不断发展,宋代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禽言诗”。禽言者,鸟语也。禽言诗已不是在诗歌中一般地描写鸟鸣,而是用拟人化的笔法,把鸟鸣当作人语,立意造型融为一体,具有诙谐含蓄、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
禽言诗一般认为是北宋梅尧臣所首创。他写的《四禽言》分别模仿杜鹃、提壶、婆饼焦、竹鸡四种鸟的叫声,化入作者所要叙述的事和所要抒发的情:
不如归去,春山云暮。万木兮参云,蜀天兮何处?人言有翼可归飞,安用空啼向高树?
提壶芦,沽美酒。风为宾,树为友。山花缭乱目前开,劝尔今朝千万寿。
婆饼焦,儿不食,尔父向何之?尔母山头化为石。山头化石可奈何,遂作微禽啼不息。
泥滑滑,苦竹岗。雨萧萧,马上郎。马啼凌兢雨又急,此鸟为君应断肠。
第一首借杜鹃“不如归去”的叫声寄托归思。第二首借提壶鸟的叫声劝酒祝寿。第三首则通过婆饼焦的鸣叫述说一个传说故事。第四首通过竹鸡“泥滑滑”的叫声描述雨中行路的艰难。这些诗中既有鸟语,又有人言,人言鸟语浑然而成一体,诗句明白流畅,朴实无华,而意境却幽远、深邃。这四首诗中以《婆饼焦》一首最为生动、婉曲。这大约是因为婆饼焦的叫声异常婉转,富于变化,使人听起来不禁浮想联翩。
梅尧臣是北宋的一位重要诗人。他的禽言诗,同他的其他诗作一样,风格力求平淡,这对于纠正晚唐五代以来诗坛上的靡丽之习,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仅就他的禽言诗而论,尚缺少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同梅尧臣相比,苏、陆的禽言诗内容更充实,生活气息更浓厚,有些诗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加苏轼《五禽言》中的一首: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
“脱却破袴”是当地人对杜鹃叫声的想象,诗人把它巧妙地嵌入诗中,构思成一幅感人的画面:一位勤苦劳作的农民被阻在雨后暴涨的溪水边,当他不得已脱下破袴踏入冰冷的溪水时,水中映出了他身上地主逼租留下的伤痕。这几句诗,不仅写出了农民凄苦的外貌,而且写出了他们悲凉的心境,反映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陆游写的《禽言》四首,是借“架犁”、“拔笋”、“打麦作饭”、“堂前捉绩子”等鸟鸣声直接描写农事活动的。
架犁架犁,南村北村雨凄凄。夜起饭牛鸡未啼,日莫矻矻行千畦……
老翁老尚健,打麦持作饭。终岁垄亩间,劳苦孰敢怨……
近于白描的几笔勾勒,把农民起早贪黑、冒雨耕作的勤苦,以及虽劳苦而不敢有所怨尤的抑郁心情表现了出来。《堂前捉绩子》一首生动地描写了蚕女们的生活:
堂前捉绩子,力作忘朝餐。鹅黄雪白相照耀,插茅作簇高如山。蚕女采桑至煮茧,何暇膏沐梳髻鬟?缫成蜀锦与楚縠,舞妹缠头不论束。
蚕女们从采桑养蚕到煮茧缫丝,废寝忘餐地劳动,她们创造的社会财富被阔人们恣意挥霍,而自己却连起码的梳洗打扮都无暇顾及。这首诗里,鸟鸣与全诗的意境自然地融和在一起,不露痕迹,使诗歌有声有色,有景有情,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幅农村生活的生动画面。
宋以后,不断有人写作禽言诗,如元代梁栋写过《四禽言》。其一云:
脱却破袴,贫家能有几尺布?纤尽寒机无得裁,可人不来廉叔度。脱却破袴。
这首诗用朴素凝炼的语言,反映了穷苦人民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东汉人廉叔度在蜀郡为官时,曾经废除不许百姓点灯的禁令,使人民得以日耕夜织。诗人借古喻今,叹惜没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吏。诗歌首尾用“脱却破袴”呼应,一方面使“禽言”意味更突出,另一方面,由于运用了反复的手法,使感情抒发得更为强烈。
就写作禽言诗的数量来说,元代的桂算是最多的。他的《八禽言》中的《婆饼焦》一首,比起梅尧臣的来,想象力更为丰富,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婆饼焦,婆饼焦,阿婆制饼妇为烧。炉红火烈饼成炭,婆怒逐妇归蓬蒿。化为异物身羽毛,至今衔怨语声高。婆饼焦,妇休逐,少待来年新麦熟。
这首诗借用婆饼焦的叫声,巧妙地构思情节,寄托了诗人对封建社会受压迫妇女的同情。
后世禽言诗中,最有名的当推明代邱濬的《三禽言》。邱濬熟谙历史掌故,他的禽言诗均取材于古代寓言或历史故事,因而有较充实的思想内容,对后人多有启示和教益。这里介绍其中的两首:
行不得也哥哥,十八滩头乱石多。东去入闽南入广,溪流湍驶岭嵯峨。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归去,中华不是胡居处。江淮赤气亘天明,居庸是汝来时路。不如归去。
前一首诗以宋金对抗为背景。宋高宗建炎三至四年,金兵南浸,其中一路从湖北进入江西,追赶宋隆佑皇太后。隆佑由南昌仓猝南逃到赣州,这里的十八滩头,水性湍急,显示宋王室前程凶险。辛弃疾曾写《菩萨蛮》词一首感怀此事,词中有“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的名句。邱濬即以鹏鸪叫声入诗,反复咏叹,表现了深沉的民族感情。后一首诗小序云:“元至正十六年,子规啼于居庸关。”至正十六年,即公元1357年,其时,以推翻蒙古贵族黑暗统治为目标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已风起云涌,“不如归去”表达了当时汉族人民驱逐元朝反动统治者的共同要求。这首诗以杜鹃的啼鸣衬托人民的反抗情绪,透过活泼轻捷的语句,读者感受到了诗人堂堂的民族正气。如果说宋代诗人的禽言诗多是一幅幅色调柔美的耕织图和乡俗画,那么,明代邱濬的禽言诗则是一篇篇明快的政治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