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一剧，曾使汤显祖的同时代人为之掬泪，为之咏叹，甚至有人因为读它、演它而死。当时，推崇者称这个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西厢》交胜。”贬抑它的人则诅咒作者“死后，罪于阴谴……永不超生。”一百多年后，曹雪芹笔下的才女林黛玉仍然为之动容。时至今日，《牡丹亭》剧中的《游园》、《惊梦》两段仍被作为优秀的传统剧目保留在戏剧舞台上。
    《牡》剧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能够历几百年而不失其魅力，固然与它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分不开，更主要的是，这部作品保持有远远超越自己时代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

^^一

    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是明王朝衰落的年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暮年。但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发生带根本性的变化，两千年来作为封建社会思想基础的孔学，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且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改造，在禁锢人们的思想发展，扼杀人性、巩固封建统治等方面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产生《西厢记》的元初，到《牡丹亭》问世的晚明，时间虽然过了三百年，但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迫害却更为残酷。《明史·烈女传·序言》记载：“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以树坊表。……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又有《丛杂记》记载说：明时，“以家有烈女贞妇为荣，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女有不愿，家人或诟骂辱之，甚至有鞭打使从者。”由此可见妇女遭受的摧残是多么严重。
    然而，时代已经到了十六世纪晚期，社会毕竟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尽管如岩石下的小小溪流，它还是冲击着阻碍它的沙石，淙淙前行。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出现，个别地区出现了手工工场，新的商业城市在兴起，一个市民阶层逐渐形成。：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就出现了代表市民阶级的哲学思想——反对封建的超经济的榨取方式，主张个人主义的国民之富；反对君主专制的政体，主张没有皇帝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迷信和封建思想的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等等。在文学上，出现了以市井人物为主角的文艺作品。
    汤显祖本人并不是市民阶级的一员，但是作为对社会变化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他体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的《牡》剧虽然没有以市民阶层的人物做主人公，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远非所有都是“小商人或小商人的崇拜者。按照教育和个人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商人有天渊之别。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是：他们的思想没有超越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状态的界限。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践上要解决的课题，因而也正是他们在理论上要解决的课题。一般说来，政治上与文学上的阶级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汤显祖创作《牡》剧，塑造了一个背叛封建礼教的典型形象，反对束缚人的个性，呼吁给妇女做“人”的权利，不能不说是进步社会思想的反映，是在理论上解决新的阶层提出的问题的大胆尝试。《牡》剧的时代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

^^二

    汤显祖对《牡》剧有一篇二百多字的题词。除了简述剧情外，题词只谈了一个“情”字，即人的真正感情。他的观点十分明确，他所要表现的主题就是：“第云理之所必无，安听情之所必有邪！”
    通观全剧，我们会发现，汤显祖所说的战胜天理的“至情”确实无往而不在，但是通过“情”的“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为情而死，为情“复生”，读者还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正如音乐会引起不同出身、经历、修养的人们的不同想象一样，作品的客观效果并不是作者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甚至可能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果戈理曾说：“内在的意义面一关于作品中的思想表达一一总是在后来才理解到的。它寓于形象，分散于形象中……。只有把它们加在一起之后，你才会得到形象创造的总和及意义。”因此，让我们通过对形象和形象间的联系，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主人公的命运的分析，认识一下《牡》剧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
    在剧本的开端，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典范家庭。父亲杜宝是西蜀名儒，“念遍的孔子诗书”，识得“周公礼数＼治国齐家似乎颇有章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派。母亲是旧家后裔、对丈夫唯命是从，对女儿绳之以“三从四德”，行止无不符合礼教，按中国封建社会的标准，是极为贤德的一位夫人。这个家庭，对于杜丽娘，简直就是一所礼教学堂。
    在这所学堂中，杜丽娘受到“良好”的封建教育，连白天打瞌睡都受到禁止，因为不合“四德”。十几年的封建教育，使杜丽娘成为一个恭顺、孝敬、能诵男女《四书》的淑女，德、言、容、工无不具备。然而，“人”的欲望并没有在杜丽娘心中泯灭，她的四德建立在并不牢靠的思想基础上，被压抑的要求一一对幸福的渴望，对个性自由的幻想，随时要表现它们自己，在她“打的鞦画图”，搨的“鸳鸯画谱”中，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出这种追求。
    剧情就从杜丽娘的父母要加紧对女儿的管束，而杜丽娘的“人”的本性要求发展这对矛盾中展开。
    杜宝为杜丽娘请了教书先生，要她学习“后妃之德”，以便“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杜丽娘当时一口应承。但是，开学第一课“关关雎鸠”，就在她心灵深处搅起了波澜，并促使她采取了也许是生平第一次的反抗活动：游园。看起来，这是一个笑话：讲授《诗经》，培养“后妃之德”的企图，引起的却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这一矛盾的现象却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杜丽娘深深的寂寞和她寻求同情、寻找幸福的迫切心情。
    游园，促进了杜丽娘思想的转变。游园前，杜丽娘在镜中看到自己的美貌，只是自怜：“恰三春好处无人见”，当她置身于蓬勃的春色之中，置身于“成对莺燕”、“姹紫嫣红”、“良辰美景”之中，她麻木的感官复苏了，她的青春被唤醒了，不由得“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此时此地，再想到镜中映出的如花美貌，杜丽娘的感情产生了一个突变，她开始怨了，她唱道：“可惜要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这衷怀那处言”。这个具有“良好”封建教养的姑娘朦胧地感到自己的生活是不正常的，人世间还有更美好的东西。
    接下来的戏中，杜丽娘的“情”迅速地发展起来，她同封建礼教的矛盾也因此尖锐起来。杜丽娘先是在梦中与理想的爱人相恋，继之／又不顾母亲的阻挠，独自溜入花园寻梦，寻梦不着，便废寝忘食地苦苦思念，这一切虽然是在暗中进行的，只是一个年青妇女的软弱的、静悄悄的反抗，但却说明封建礼教已不能束缚杜丽娘的感情，她在思想上已冲出了礼教的牢笼。同时，也预示了杜丽娘的结局：毁灭。因为她的思想已发展到与整个封建制度不能相容的程度了。
    杜丽娘的反抗是如此软弱，以至于杜宝对此只是置之一笑。杜母虽然有所察觉，也试图重束女儿的身心，无奈规劝无效，找婆家的建议又遭到杜宝的拒绝，只能眼看着杜丽娘发展下去。
    杜丽娘在“情”与“理”的矛盾斗争中，苦苦挣扎了几个月，终于不敢向封建礼教公开宣战，不能解决自己的人性要求与社会伦理准则之间的矛盾，抑郁而死。这种死是当时无数受封建理学迫害的青年妇女的共同命运，是时代造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时代还处于“旧秩序是世界先在的权力，自由还只是个人的理想的时候……旧秩序还相信自己的合理性，而且不得不相信的时候。”但同时，一度是浑然一体的、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封建家庭竟然出现了叛逆，严密的封建堤防上，出现了致命的蚁穴，这又不能不说是封建理学的一大失败。

^^三

    汤显祖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深刻地揭露了理学的伪善面目和。杀人本质，不愧是一个时代的作家。但他并不就此搁笔，他赋予杜丽娘新的性格特点，使她的命运按照自己的理想向前发展，把主题进一步深化。
    如果说杜丽娘的死是她不能摆脱环境的支配的结果，那么，她死后所做的一切，便是一个绝望的妇女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努力，要求归还自己作为“人”的权力的奋争。从整个剧来说，则是命运的新开端。
    茅盾说过：“最初是‘人’创造了‘环境’，其次是‘人’的思想行动被这‘环境’所支配，又次是由这被支配而发生的决定性作用又反拨了‘人’的思想而产生改造这环境的意志和行动，——这是一连串的矛盾的发展。”杜丽娘的死是一个转折，她作为与人世相脱离的鬼魂，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人，并与之相结合，实现了生前的理想。对于所谓“天理”，这是一个大不敬的行动，不啻蔑视，且是背叛。实际上，作为鬼的杜丽娘是与环境相脱离，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与作为“人”的杜丽娘有着不同的行为依据。作者作出这样的安排使人们认识到理学的所谓“天理”是与真正的天理相悖的，阎罗尚且有同情，６，人世却偏要扼杀这真挚的爱情。杜丽娘复生后，她又回到人世间“天理”的统治下，尽管她的父母已本可能直接对她施加压力，她却不顾与柳梦梅有冥誓在先，坚持要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形式来完成与柳梦梅的婚姻。她所说的“鬼可虚情，人须实礼”，一方面反映出她对杜宝抱有幻想，对礼教的残酷性认识不清，一方面也说明她实际已意识到封建势力强大而无形的压力的存在。腐儒陈最良敲了一下门，众人便都从复活的欣喜中清醒过来，杜丽娘也放弃了与社会取得妥协的天真想法。在环境的逼迫下，杜丽娘不得不在反抗的路上再迈出一步，，这就是“婚走”。这一步是决定性的，迈出去便没有退路，然而此时，只能背水一战。她的性格也被迫转向坚强。杜丽娘的婚走是对封建理学的公开宣战，她的斗争从此转为积极、自觉的斗争。，
    作为封建礼教代表人物的杜宝在杜丽娘的反抗面前，大惊失色，又是吊打柳梦梅，又是怒斥杜丽娘，他根本否认杜丽娘的存在，然而只要杜丽娘愿意重回杜府，不触犯“礼教”，他宁可认下这个“小鬼头”。杜丽娘此时表现得很顽强，决心反抗到底。她不仅鼓起勇气登上金銮宝殿，向皇帝申述自己的命运，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与柳梦梅的结合申辩，而且在杜宝拒不相认时，她一反常态，指着杜宝斥道：“噤声！……爹爹你不认，有娘在”，“叫俺回杜家，起了柳衙，便作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规红泪洒。”杜丽娘的奋争赢得了同情和信赖。“理”在火热的“情”面前崩溃了。全剧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
    至此，“人欲”战胜“天理”的主题完成了。
    从“人欲”与“天理”的抗争中，当时社会发展中一个主导的基本的倾向表现了出来，这就是封建礼教的必然破产。我们也看到了人的性格的基本发展倾向，这就是人性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要求解放。汤显祖的创作虽然带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色彩，但他提出的问题却是深刻的，把握了周围生活的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汤显祖也许没有估计到，或者根本不赞同这里的结论，但是他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预测，赋予作品以他自己没有料到的巨大的社会意义。
    杜丽娘这个形象在当时恐怕是一个新的，刚刚在给自己开辟道路的形象，也许只是一个例外，但它显示了当时生活中都在于人的个性中的最先进最主要的特点。尽管由于作者和整个社会的认识水平有限，杜丽娘本身始终带有深刻的封建烙印，她的最后的胜利还要依靠皇帝的裁决。但这无损于这个剧的巨大价值，也并不妨碍杜丽娘的形象成为时代的标志。这就是《牡丹亭》一剧的生命力之所在。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不仅是他自己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作家，而且也是典型的创造者，这些典型在路易·腓力普时代还处在荫芽时期，只是在以后，当拿破仑第三在位时，才得到发展。”这样的评价对汤显祖来说也许有些过高，因为他毕竟没有象巴尔扎克那样创造出一批划时代的典型形象，但他所塑造的杜丽娘形象，无疑地是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