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观人诗学》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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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点击： 更新：2005-4-25 18:4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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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正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读过两种学校：公开的小学读的是“语录”、“农基”，没有课本，也没有练习，课堂主要设在“广阔”的田地里。“地下”学校设在家里，由家父执教，教的是《论语》、《孟子》、《春秋左氏传》、《东莱博议》、《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在“批林批孔”的岁月里，私存、传授这些是要受批挨斗的。但是“家徒四壁”外，就只有祖传的这些线装东西，还是战战兢兢地保存着的。听家父说，早些时候“破四旧”，红卫兵上门抄家时，非要付之一炬不可。家父只得把书与灶边的木柴堆在一起，由红卫兵监视着烧，剩下来的等他们一走，就赶快抢救下来。“尊法批儒”时，那帮干将听说还有剩书，又窜到家里要烧，家父说：“现在只有中医古籍了，古代的‘伟大领袖’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也是不烧的。”就这样，把儒家的书掺到医书中，再把法家领袖抬了出来，才侥幸地保存了最后的两箱线装书。
家父的意思，是让我突破文言这一关后，再把他的看家本事，即中医传授给我。那知，我却因此爱上了古典文学。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技痒，写了一首七言歌行体《饕餮歌》，是讽刺胞弟贪吃的，其中有二句至今还记得：“却顾无人心自喜，染指于鼎纳口吉”，诗虽未成熟，却用了《左传》的典故，也算是另类“活学活用”吧。到了中学作文时，时常写些半文半白的东西。黎苏师告诫说：“文言加白话，病人说疯话。”我顿时一悟，要么干脆写文言，要么干脆写白话，就这样文言文写作也在老师的默许与鼓励下得到了训练。家父与恩师的指点，至今想起来还是让人心里甜滋滋的。
后来上大学、读硕士与博士学位，先史后文，与家父夙愿相去愈远了。家父意思是，用古老中医作敲门砖，让我敲开从业的人生之门，没有想到，我无意中用它敲开了诗学之门。
对诗学兴浓，是从小培养成的。即使在后来从政的七年中，公事劳形之余，我仍然关注着诗学，有什么数据，或是什么想法，我都会记录下来，天长日久的，渐渐堆砌了几百万字之多的卡片，但总不得要领。十年前认识了相学方面的朋友，到广州来又遇见了这方面的高人张重煌先生，观人十不失一，于是看法大变。中山大学的教授风趣地对他说：“我们中大有‘叶半仙’，您是‘张全仙’了。”在朋友们的熏陶下，我对中国相学发生浓厚了的兴趣。朋友说：西洋的相学是以统计学为基础的，而中国相学是以中医学为基础的。这话又把我拉回到家学中医学了。是的，中医学、相学尤其是气色学，都是神秘性与科学性纠缠不清的。完全把它们归纳为迷信，似乎是简单粗暴了些。推而广之，中国传统诗学甚至书学、画学的批评体系、概念范畴不都有气色学的影响吗？从气色相学、医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结合中总结、建立起中国传统诗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于是我开始了十年的专门探索“观人诗学”的历程，当然这个历程是非常短暂的，但在现在学术界两三个月出一本书的“短平快”的时代里，是漫长的。渐渐地，我发现，“观人诗学”虽然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中国诗学概念，但古人早以观人之法观诗了，钱谦益《黄庭表忍庵诗序》不是说了吗：“吾少从异人学望气之术，老无所用，窃用之以观诗”？再早一点，还可以追溯到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呢！我们的先人们不断地运用气色观人学原理来评论诗艺，探讨诗道，并且已经形成了最具民族特色的评判体系，只是迄今为止，尚未见人总结它罢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
先人们把诗歌当作像人一样的生命有机体，并以气色评判它，与最具民族特色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这就是“远譬诸物，近取诸身”的天人合一的浑融性思维，模糊性思维，形象性思维。宇宙为一大天地，人身为一小天地，都充满了生命长期演化的奥秘。相传“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系辞下传第二章》）这种神秘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创建。中国的诗道、诗学也概莫能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诗道成焉”，就说明了这点。大师钱钟书在《谈艺录》也提到自己“尝作文论中国文评特色，谓其能近取诸身，以文拟人；以文拟人，斯形神一贯，文质相宣矣。”这些都给我写作《观人诗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但我觉得，在“近取诸身”的思维方式下获得的诗学认识，不仅是一个作为修辞手段的简单的“拟人”问题，而是一个鉴诗赏人的方法论问题，是一个最具“中国文评特色”的理论体系的问题，它涉及到作家、作品、风格、诗法等一系列创作、鉴赏及诗歌层次递进等诸多根本问题。总结、分析这个体系，对建立“中国文评特色”的诗歌理论、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我曾经把我的想法跟师友们说，硕士导师陶今雁，博士导师黄天骥先生都给予了充分的鼓励，除了文言文论著外，并希望再有白话论著的问世，以利传播。《中华诗词》常务理事，江西诗社社长与《江西诗词》主编胡迎建师兄，攻研诗学四十余年，作诗登杜、黄之堂，著作等身，名扬海外，在诗界朋友中素有“黄山谷再世”之誉。我与他交往，从未见他轻易许人，而一见拙稿《观人诗学》，惊以为“高屋建瓴，骊龙探珠，当今之世，舍其人，予不知孰能为之也”，欣然作序，鼎力推荐，使其得行于世，而不致湮没无闻。我自知这些都是鞭策之言，也益见吾兄“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无第二人”，让人思慕古人，不禁感慨系之。
另外，本书的得以出版，还得感谢我的老师，中山大学欧阳光、康保成、吴承学、黄仕忠、张海鸥教授，暨南大学蒋述卓、邓乔彬教授，北京华夏翰林文化艺术研究院长、书法家兼诗人黄君先生，以及我工作所在地的佛山大学，赵义山、李克和、罗胜华、廉洁、裴继刚教授，以及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们，从他们身上我获益良多。恩师黎苏、陶今雁生前对此书藉予关注，而不及见到她的问世，谨此以感恩之心，告尉他们在天之灵。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我的这本文言文论著，不像这位小新妇，担心入不入“时”，反到有些像元代的王冕，穿着稀奇古怪的古代衣冠，走在现代化的街道上，“乡里小儿竞遮道讥笑，冕亦笑”，我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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