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青年报》刊发“冰点”文章《诗人不可承受之重》，对当代诗歌的现状忧心如焚。从数字可以看出当代诗歌的衰微：《诗刊》的发行量，已由鼎盛期的54万份跌至目前的二三万份了。
　　
　　在一个有着辉煌诗歌传统和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主流诗歌最大的刊物《诗刊》发行量只有二三万份，这无疑是十分令人尴尬的数字。但放在其他文学刊物也都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这一数字也还可以接受。据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胜友介绍，我国共有各类期刊9000多家，其中文学期刊900多家，约占期刊总数的10％，但这900多家文学期刊的多数正面临生存困境。另据《诗刊》主编叶延滨介绍，全世界没有一家诗歌刊物可以赢利，《诗刊》是代表中国诗歌艺术最高水平的诗歌刊物，月发行量4万份左右，在纯文学刊物特别是诗歌刊物中，已是全世界最高水平了。
　　
　　即使如此，这一数字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盛况相比，也无论如何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觉。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盛况多少是有些不正常的，是在万马齐喑之后，诗歌充当了时代排头兵的作用。对此，西川一言以蔽之：“上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正如多年后北岛终于明白了的那样：“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也就是说，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繁荣是在“诗人戴错了面具”的假象下发生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这有点类似今日小年轻的追星：你如果不追星，人家要说你有病。中国人喜欢犯这种“时代裹挟”病，也是一种自古就有的“集体无意识”病。
　　
　　而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文学艺术无论从形式或内容都呈现种类繁多色彩纷呈的多元化形态，在这“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当今社会，诗歌早已失去了它的主体地位，而仅仅作为文学以及上层建筑的一个小小的单元而存在着，它的兴衰荣辱既不能说明文学的整体状况，也不能说明上层建筑的整体状况。因为，今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早已远远超过了历代的所谓盛世，今日的精神文明的内容和形式也非历朝所能对比。
　　
　　经过近三十年的变化，中国诗歌目前的生存状态虽然没有了昨日的辉煌，但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衰微。各种发表主流诗歌的诗刊依然还在：除了《诗刊》外，其他如《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中华诗词》都还顽强的生存着。民间社团主办的诗刊和自费出版的诗集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些“民间刊物”的存在，成为沙龙和社团间的交流物和同人杂志，也成为真正诗歌爱好者的主阵地。爱好诗歌的作者还可以通过网络诗歌中的诗歌网站、个人诗歌博客等发表自己的作品。网络上难以计数的诗歌网站、诗歌专栏、个人博客成为诗歌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应该说，当代中国诗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的盛况和大众化狂热，回归到了诗歌本来的“小众”化存在，从政治的工具回归到了文学的传统。一方面是主流刊物的发行量的锐减，但另一方面，网络诗歌的流行也使得诗歌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及更多样化的存在。
　　
　　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诗歌的表面衰微而慨叹不已。“诗人不能承受之重”对于诗歌的生存与发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诗歌摆脱了不属于它本身的负重，回归了它文学的本位，它将得以更加轻松的前行；甚至，它的再次繁荣不是不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