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封说风格即人，更进一步说，风格的形成，乃是气质使然；风格是人的气质。资深的古物鉴定家，他所依靠的，除了物质的衡量鉴别手段外，最可靠的根据是从风格方面来加以辨别。盖墨色、纸绢、印玺均可作伪，可以乱真，而唯有作家、画家的艺术风格难以临摹造伪。 
 
    诗人风格的不同，大抵除了时代风气与审美意识的影响外，就各自源于气质的不同了。身处旧时代的古典诗人们，即言穷困，亦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杜甫虽然亦有“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酸苦之语，但他更有“纳纳乾坤大”这样气度自若的胸襟；白居易虽亦曾落魄江湖，却亦不免唱出“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这样气象意度泰然无碍的景况。而贾岛、孟郊虽亦同为唐代诗人，其气禀就很不相类。他们都是善道穷愁酸涩的诗人。孟郊诗云：“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贾岛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让人想到其寒难耐的苦况。此二位刻画穷苦达于极点，沉溺太过。所以后人说孟郊，以为天地并不碍，是他自己碍了。这实在是气质的不同造成的局面。因为同是身处逆境，诗语却有超然于物境之外和一味沉溺、刻画太过的区别。

　　这种气质不同造成的诗风不同，当然不仅在吟咏苦况上见出。即言富贵，也可看出因气质不同而带来的有趣的区别。宋初西昆体的一班作家们，像钱若水、杨亿、宋庠、王硅他们，自太祖重文轻武，文人的际遇，可谓古今第一。环绕皇帝周围，身登台阁，声华很盛，耳濡目染，都是富贵欢愉之事。但他们的作品，往往停留在金玉锦绣、目眩意迷的表面，未能真正写出富贵气象。所以晏殊就评论说：“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还算不得富贵话；若“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

　　晏殊是真知诗歌创作三昧的。盖前者只是外表的留恋，未得富贵的神理。晏殊自己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在气象上面着眼，若“楼台侧畔扬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就是超然物外，自有一种清华高贵的样子。这写富贵趣味的分别，盖亦源于气质的差异，因为气质往往影响作家对事物的鉴别与评判，而且人的气量格局之大小，做出文章来，都完全可以表现，不能丝毫掩饰。近些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每每借鉴、拿来西方现代艺术的手法与经验。但有的借鉴得水乳交融，不露斧斫之痕；有的却只是生硬的摹仿，画虎类犬。溯其原因，除了时代与国情的差别之外，更为紧要的一点，恐怕是因个人气质、学识素养所造成的文化积淀、审美眼光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