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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中华诗教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当代，发挥诗教的特有功能，有利于建设先进文化，促进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1、养心种德。——“种树者长养其根，种德者长养其心。”诗教造就健全人格、健康个性和自身和谐。——“绘事后素”，在“洁白的本底”上画人生真善美的图画。2、贵和尚中。——以贵和尚中的原则处理好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和谐相处。——温柔敦厚是人性、人际、人天关系贵和尚中的形象表述，也是诗风的主旨。——诗教使人际友善，人天和谐。3、亲民报国。——中华诗教具有谐调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巨大潜能。——兴观群怨说的着力点在于谐调人与社会、国家间的关系。——诗教激发民族精神和忧患意识。诗教促进亲民之风与报国之志，合奏起动听的交响乐章。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努力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美好的、令人鼓舞的社会图景呈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反映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诸多方面：既需要国家意志的形成和实现，也要有全社会每个成员的自我塑造、自我努力。社会和谐说到底离不开人的和谐。人是和谐的主体。人的自身和谐表现为思想道德、文化素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和谐发展，促进以上诸多方面和谐发展，离不开教育，而最好的教育就是要落到人的潜质的改善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共处上。
和谐发展观根植于古今中外先哲们的哲理思辨和理想追求。《周易·乾·彖辞》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全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认为超然于万物之上的天道按自己固有的规律而运动变化，以有利于万物生长为出发点，以万物、万国的和谐安宁为归宿。这与古希腊毕达歌拉斯所说“整个天是一个和谐”意思相近。周幽王的太史伯阳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明确区分了“和”与“同”，这也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在《论自然》中所说：“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的意思相仿佛。可见，和谐是指对立差异事物的动态平衡，而非无差别的静止死寂。和谐发展观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强调差异事物的同一性，这对在和平建设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孔子和他的学生系统地把和谐哲学思想引入人际关系和社会治理。作为和谐世界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孔子提出了中庸观：“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孔子把中庸，即时时事事适中，不过无不及看作是君子修身、立德、处世的最高标准。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第三章》）即用中庸之道施政。在人际关系方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强调以“礼”调节、规范人际关系。
关于人天（自然）和谐的向往，孔子说：“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孔子的孙子子思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孔子学派主张遵循“贵和尚中”的原则处理好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和谐共处。作为和谐世界观的方法论，中庸观对处理当今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极具借鉴价值。
中华诗歌是和谐艺术的典型。中华诗教则是中庸学说在艺术教育领域的成功实践。其支柱学说“绘事后素”是“素”与“彩”的“中和”，其中“素”是差异事物关系的主导方面。因而诗教有助于养心种德，是使人灵魂高尚的催化剂；“温柔敦厚”则是人性及人际、人天关系贵和尚中的形象表述，因而诗教是使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和谐共处的亲和剂。“兴观群怨”从不同侧面和谐统一了诗的教化功能，因而普及诗教是使国家和公民之间实现积极互动、鱼水相依的融合剂。
对中华诗教的支柱学说进行正确解读，对其理论和实践做出应有的时代观照和恰当定位，使中华传统诗教发展创新为当代诗教，就必然能使其在当代，建设先进文化，促进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乃至中华崛起的战略进军中，发挥独特功效，做出独特贡献。
一、“养心种德”——诗教造就健全人格、健康个性和自身和谐
马克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和谐社会的构建以每个公民的和谐发展为前提。我国明代著名学者王守仁在《传习录》中指出：“种树者长培其根，种德者长养其心。”养心种德，就是每个公民发展的立身之本。
社会的基石是人，人与人、人与人群之间的活动及关系组成社会。社会和谐的基础是人的健全人格、健康个性，基于一定的哲学基础、思维模式、道德伦理、情感追求等诸多方面的共同价值取向，以及基于共同的道德和法律底线的有序生活交往及相互关系。
中华诗教影响、打造中华民族（人的）潜质，发挥其“养心种德”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诗之所以是植根于心灵的艺术，首先在于诗是和谐艺术的典型。尤其是中华诗词，节奏抑扬，韵律回环，对偶整齐，最能体现民族语言声情摇曳特有的和谐音乐之美。人们读诗、写诗以及接受诗的薰陶，使人在开掘美、认识美的过程中，启智、移情，受到深刻感染，认同而内化为素质的底蕴。接受诗教的人生，终生如闻弦歌，如沐春风。人自幼涵泳其中，即使不能完全理解诗意，但仅仅是诗的语言和谐之美对精神审美的影响作用就极大。随着加深理解必使终生受益。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诗教作幼教的基本原因。
中华诗词作为和谐艺术典型的另一重要特性，还在于其中的优秀作品无不是丰富的内容与凝炼的形式高度和谐的艺术精品。作为形象艺术，诗词比图画、书法、舞蹈更具时空的广延性，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吟诵在口，默会于心；作为抒情艺术，诗词比音乐更具可感性，更容易为各类人群所接受。中华诗词作为形式与内容高度和谐的文学样式，确实比其他艺术门类更易深入人的心灵。
第二，以情感人，动人于心灵深处，这是诗的教化功能最大化，从而养其心，种以德的根本原因。《尚书·虞书》记舜关于“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一段话，既说明诗和乐是不能分割的和谐整体，还说明以诗乐为教的目的是移情养性即养心。荀子在《乐论》中明确指出了诗乐为教的作用机制：“……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其感人也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强调了诗乐之教“其化人也速”的原因在于“其感人也深”。《礼记·乐记》进一步指出：“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即是说，诗乐发自内心，也通过感动内心而起作用，与礼即行为规范的外在约束作用相辅相成。朱熹在《诗集传序》中指出《诗》经是经过了孔子“反情以和其志”的甄选，已达到“思无邪”的标准，这就是《诗》具有教化作用的根本原因，也从而为诗教之所以能养心种德的内化作用和自律机制做出了理论上的说明。
第三，严肃的家国、人生、道德、品性等主题思想，通过高度的艺术表现力而打动人，或振聋发聩，或润物无声，无异于打上一层道德底色。尤其是中华诗词言志抒情的传统，使其相对于其他艺术样式而言，能更为全面地对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作出形象传达，无论其涵盖面、深入度还是精炼性都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且其中不乏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和谐统一的杰作。进德修身、勤学勉行、爱国忧民、节操正气、求真远志、廉洁勤政、勤劳节俭、尚贤举能、团结乐群、齐家睦邻、谦恭礼让、真情挚爱、惜时爱物、游艺移情等古今中华诗词的常见主题无不折射出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和节操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光华，从而成为对当代公民养心种德的用之不尽的教化资源。
第四、诗歌传递和普及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历代诗家之言，莫不集中地、无数次地反映中华文化最典型的内容，给民众以濡染。诗教使这些内容潜移默化地进入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使他们汲取为人处世的精神力量和中华气质，聆听和认同中华元典之声。人们常常是带着肃然的敬意，与经典对话，与圣哲同行。诗教使这种交流生机盎然地活跃在自有诗以来的中华民族发展的岁月中，跨越时空，穿透历史。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几千年的浸润、感染，千百代人的经营与积累，无数人得益于这种养成环境，通过无数次的阅读、吟诵、思辨而传承，而创新，而发展。中华精神的许多重要思想、观念，多以文始而以诗传。或者说，以诗为载体，再加上以情感人的传递，以美感人的影响，而从历史走向今天，从圣哲走向大众。可以断定，这艘满载历史瑰宝的人文方舟还将坚定地驶向未来。
学诗，不仅是了解历史，而且是带着深情去体验推动历史的活力之源。通过诗教接受的中华元典精神，促进民族的认同和精神家园的回归，这对当今时代的中国人，尤为重要。有的学者把我国古代诗文经典比作“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延绵不绝的长廊”，“由经典奠基可以激发他们一生的文化向往。这是现代中国学生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少年时对古诗文经典的熟练诵读，以及成年后对这些诵读的反复重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孔子和他的学生子夏在《论语·八佾》中对诗教的功能有著名的“绘事后素”的讨论。子夏（卜商）问道：《诗经·卫风·硕人》篇中说的那个美人就像是洁白的生绢上画的画，这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吗？孔子说，这说明必须先有洁白的本底后才可以绘画（“绘事后素”）。子夏有所会意地再问道：那么礼这种行为规范也只有在心田种德以后才能自律吗（子夏的这一问话依据于孔子一贯的仁礼并提，且先仁后礼的主张：“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孔子夸赞说：能发挥我思想的人就是你卜商，现在可以与你说《诗》了。可以认为，“绘事后素”是孔子诗教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诗教是人心灵的净化剂，纯洁的心地是人和谐发展的基础。“绘事后素”的“素”本是白色的生绢，“绘事后素”正是今天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的贴切比喻，十分准确、形象地说明了诗教养心种德的作用，它从人的心灵深处创造一个“洁白的本底”，打造出人的道德底色、人格底蕴，再通过情感升华，使人的一生画出最为真善美的图画。
中华崛起的软环境就是全体国民的素质。极而言之，国民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的成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分析当前存在问题后指出：“在各种消极因素影响下，少数未成年人精神空虚、行为失范……”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一个民族，如果迷失了精神家园，又忽略了党纪、国法和公民道德的约束，将何以面对未来？这就十分有必要一方面加强党的思想、革命传统、国家法令和公民道德的教育，另一面不失时机地强化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美德、品格的传统教育。后者，着力于强中固本、养心培基而且事半功倍的，当首推诗教。要让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活性基因，找到今天的时代定位。让诗教通过感染和认同，养心种德，让国民，尤其是未成年人，通过自律、自强、自重、自爱，以负责任、有作为、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形象，融入社会，汇入民族复兴的洪流。这真是事关国家民族未来之大计！
二、“贵和尚中”——诗教使人际友善，人天和谐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作出的概括。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人，人的行为准则和相互关系决定社会的状况。
孔子学派应对人际关系的准则是“贵和尚中”，而“贵和尚中”在诗教功能观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温柔敦厚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里着重说明了《诗》的诗风或所要表达的主旨是温柔敦厚的，历代的诗教实践大体遵循了以温柔敦厚说《诗》育人的宗旨。温柔敦厚指对人诚信、宽容、和悦、婉顺，既非金刚怒目，桀骜不驯，斗天斗地的“斗士”；也不是俯首贴耳、奴颜媚骨、“同而不和”的小人。因此温柔敦厚是性情之中道，是刚柔相济、阴阳得兼的和谐性情。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这就是人际和谐、人天和谐、实现“诗意地定居于大地”（海德格尔语）的和谐人性。通过诗教培育温柔敦厚的世道人心，其前提必然是诗风的温柔敦厚。因而千百年来的传统诗词，不论是阳刚或阴柔，豪放或婉约，终是崇尚含蓄婉曲的诗风诗艺，以至许多诗论家甚至视此为传统诗词的艺术本质。
就传统诗的创作实践而言，杜甫的讽喻诗风格多样，有三吏三别那样比较直露的赋体；也有《丽人行》那样含蓄而不失辛辣的比兴体。这里，我们再看《又呈吴郎》。就艺术说，是饱含情韵的上品，就其立意，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情弱势群体的范作。吴郎借住在杜甫瀼西草堂。西园有枣树，邻家贫妇常来打枣充食，吴郎便插篱阻拒，杜甫写此诗劝谕吴郎不必“甚真”。不妨一读全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徵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卢世 评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示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如果这就是仁义和温柔敦厚，无疑正是值得当今借鉴的典范。
历史上的酬唱诗不乏情深意挚的精品，深合“诗可以群”和“温柔敦厚”的诗道。古人论交的原则是孔子说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友才能志同道合。友朋相得体现在心灵契合。“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陆凯《赠范晔》），多麽圣洁，又多麽深情！唐代的不少耳熟能详的名篇，形成了情深味厚的酬唱诗的高峰，都是乐群友爱、人际和谐的历史颂歌，成为“贵和尚中”的使者，千百年来传递着亲情和友善，散发着温暖和光芒。可见，对酬唱诗的非议只应限于那些俗、滥、谀者。我以为，一个和谐社会，理应有大量动人心扉的酬唱精品问世。
中华诗歌历来注重意象、意境。诗人主观的情感与客观物象的融会构成意象。意象群的有机组合构成意境。负载情意的物象虽也有来自社会人事方面的，但大量的取自自然景物。因此，不少有意境的诗作本身就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艺术结晶。传统悠久的山水诗、田园诗和咏物诗更是典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颂歌，是绿色生命长河永恒流淌的纪录。成熟的山水诗源自南朝二谢，千余年来一脉相承直至当代诗坛。情系河山、履痕处处等是众多诗词报刊的主打栏目。可见其深入人心。优秀的山水诗实现着人的灵性与自然交流互动，唤起人的美感和良知，而这正是急功近利的当代人性中所缺失的，也是拯救自然的超越物质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之一。田园诗是与山水诗并秀的两朵奇葩。古典的田园诗歌颂田园劳动生活。从艺术性看，反映田园生活的名篇大都具有平淡朴实、接近生活、明白晓畅、风情如画等特点。与山水诗比较，田园诗无疑更明显地是返朴归真的人与社会化了的自然对话欢聚的淡雅图卷。咏物诗从屈原的《橘颂》到孩童时代骆宾王的《咏鹅》，相对于山水、田园诗而言，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具有更大的作者群、覆盖面和多角度。但无论何等样的各逞巧思、出奇争胜，不粘不脱，深有寄托，物性传达人性是众多咏物名作的共同特点，物象中展现了作者自我塑造的理想人格和人性。人若自幼浸润于奇山异水、野壑芳甸、天物灵境之中，或赏会卧游，或创作想象，怎能不养成与自然的亲和感，怎能不对自然生灵温善敦厚，怎能还会去干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蠢事！
今天，中国人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的天，和谐的地，和谐的人，在对立差异中走向“和而不同”。这真是一个美好而又可望可及的境界。“贵和尚中”就是这一境界的民族的活性基因和理论基础。依托这个深厚的理论根基，拿起诗教的武器，播撒温柔敦厚的阳光雨露，我们可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当前重要的是要对“和”、“中”及其理论基础——“中庸观”，在认识上准确定位。人的自身“中正”、“中行”，以期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至德境界；人际崇尚“中和”，以忠恕之道，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并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待人接物，那真是中国人的福祉，中华民族的福音，也必将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上，加快重新崛起和走向世界的步伐。法国大革命的宣言中，赫然在目的是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准则。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中国人，千万要珍视我们民族的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不要捧着金饭碗去讨饭，更没有权利摒弃和糟踏这些至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个基础上，让我们共同呼唤仁爱之心，同情之心，悲悯之心，恻隐之心，博爱之心，呼唤至诚至信，呼唤“一诺千金”，呼唤礼让，呼唤秩序，从而在全社会大力地弘场爱祖国、爱人民、爱天空、爱海洋、爱绿色、爱生存环境……的宽阔胸襟和博爱精神。这一切，诗教的功能无疑是肯定的、巨大的。
三、亲民报国——诗教使国家和人民鱼水相融
亲民报国，亲民是主导。民本思想古已有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下》》当代为人民服务精神、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等所体现的社会主义人本思想与古代的民本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区别。民本思想固然讲亲民、爱民，但强调的是巩固统治，“载舟之水亦覆舟”重视的是“舟”的被“载”还是被“覆”。社会主义的人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实行与霸道或王道不可同日而语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倡导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积极互动：国家的各级公仆爱民亲民，公民则和公仆们一起，爱国报国，从而实现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
中华诗教具有谐调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巨大潜能。首先从传统诗教的理论支柱看其中与时俱进、适应时代需要的积极因素。如果说“温柔敦厚”、“绘事后素”说的着眼点主要在谐调人自身的心志德行，从而有利于人际、人天的和谐，那么“兴观群怨”说的着力点在谐调作为社会人与社会及其最高组织形式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论，“观”与“怨”的作用最为直接。自古就有采诗以观民风的传统，如果得以普及诗教，使公仆们有兴趣、有能力从诗了解民心民情从而激发爱民亲民的情感，改善执政能力和形象，应该不算是凭空想象；自古以来就有以诗怨刺上政、依违讽谏的传统，如果得以普及诗教，激起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使民众熟悉让诗成为动情入心的舆论监督手段，也应该不算无稽之谈。“诗可以兴”，通过诗教，鼓舞人心，激励奋发；“诗可以群”，通过诗教，独善兼济。因而“兴”、“群”的作用也大可丰富当代诗教的内含，大有利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积极互动。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含，是国运兴衰、人民安危之所系的精英意识。忧患意识常常是诗教人生的必然结果。
“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尚书·君牙》）君子之忧患并非“患得患失，无所不至”的小人之忧，“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而对君国、民生大事恒怀怵惕之心。这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责任意识。
忧患意识的主体不分高低贵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患意识是联系决策者、管理层和普通百姓心灵的纽带。忧患意识的诗表述往往与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相融而歌，与视民如伤地关心、同情弱势群体并为之鸣不平、诉苦难相伴而吟。爱国忧民成为中华诗词最激扬蹈厉、震撼人心的主旋律。
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肇端，表现爱国忧民这一重大主题，成为了中华诗歌的优秀传统。如诗经中的《魏风·硕鼠》等不少篇章，揭示了人间的不平，反映了奴隶的悲惨生活及对奴隶主的愤怒控诉。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忧民诗人。“虽九死其犹未悔”、“哀民生之多艰”，融爱国情怀、忧民仁心、崇高理想和高洁人品为一体的屈子精神与《诗经》关心国运民瘼的现实主义风雅传统，沾溉诗坛、化育人心，历百代而不绝。陶渊明在隐逸生活中仍不忘现实，唱出了金刚怒目式的《咏荆轲》。该诗沸腾着诗人疾恶如仇、忧国忧民的热血。唐代的边衅不断和“安史之乱”使唐诗中涌现了大量爱国忧民的杰作。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创作了不少歌颂将士戍边报国、同情征夫怨妇的传世精品。杜甫的三吏、三别以及“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等诗篇，报国之志与忧民情怀贯穿在终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白居易的“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以及《观刈麦》、《卖炭翁》等深具人民性的讽喻新乐府诗久传不衰。宋代国势孱弱，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张元幹、陆游、张孝祥、辛弃疾、汪元量、文天祥等爱国诗人留下了大量气壮山河、浩气沛然的正气之歌。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陆游的“铁马冰河入梦来”，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至今犹回荡在耳。元代的曲，张养浩发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年浩叹。明代爱国忧民诗人以于谦、戚继光、夏完淳等为代表。年仅17岁即痛骂贰臣洪承畴而慷慨就义的少年志士夏完淳“何年直捣单于幕，立马燕然拟勒铭”的报国壮志和“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震烁古今，感召来者。清代的爱国忧民诗歌形成了一个高峰。早期以黄宗羲、顾炎武、张煌言为代表，诗作多有故国之悲，黍离之叹。近代则有林则徐、龚自珍、黄遵宪、秋瑾等，他们大都也是反抗清廷黑暗统治，痛斥列强鲸吞蚕食、寻求改革救国的时代先锋。“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张煌言《野人饷菊有感》）“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郑成功《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龚自珍《乙亥杂诗其三》）、“荒年谷贸丰年玉，下赋田征上赋钱。”（魏源《秋兴十章其八》）“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有感一章》）“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秋瑾《满江红》）句句掷地金声，都奏响了不同时代爱国忧民的最强音。
忧患意识，民族精神的这个优秀内含为现当代先进分子所继承发扬。不论新旧诗人都珍视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干时讽政，恫 瘝在抱，涌现了无愧于先贤的精品力作。
五四以来的新诗人借助白话口语的优势，曾在将爱国爱民的忧患意识的普及大众化方面贡献卓著。新诗的尊基之作郭沫若的《女神》以爱国主义为诗魂；新格律诗的先驱闻一多的《红烛》中影响最大的是写于异国他乡充满激情的爱国诗篇；现代诗派的代表戴望舒在抗战爆发后的诗一反前期空虚、惆怅的情调，创作了《元旦祝福》等洋溢强烈抗战热情的爱国诗篇；普罗诗派的政治抒情诗人蒋光慈的《哀中国》、红色鼓动诗人殷夫的《血字》、大众化诗人蒲风的《茫茫夜》等都是流传一时的忧国忧民的新诗力作。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奉献给包括大堰河在内的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全体劳动人民的赞美诗。田间创作于抗战初期的《给战斗者》，借鉴了马雅柯夫斯基阶梯式的形式，与内容极为协调地唱响了对爱国抗战志士们的鼓点式的赞歌。臧克家著名的八行短诗《老马》是旧时代农村中悲剧农民形象的生动写照。政治讽刺诗人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是一部唤起小市民觉醒的新诗教教材。民歌体长篇叙事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被誉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诗歌领域所取得的代表性成果，都是反映了劳动人民走向新生的心路历程。
当代中华诗词同样不废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涌现了不少无愧于前人的爱国忧民、亲民报国的力作。
亲民与报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当前中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以人为本”，关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一系列论述，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也早为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定下了一个基调。“居庙堂之高”者的“亲民意识”、“公仆意识”、“节操意识”，处“江湖之远”者的爱国、报国、忧患意识，相辅相成，相伴相生。一个国家，上上下下不是耽于安乐，纸醉金迷，而是时时想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不是戚戚于小利，苟且于市井，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忧国忧民，自强不息，这个国家就是不可战胜的。中华崛起的号角刚刚吹响，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进军起步不久，外部的各种压力就接踵而来，这足以使我们警醒！愿亲民之风与报国之志，奏起动听的交响乐章——这里，赋予新的生机活力、与时俱进的诗教，完全可以成为一股时代的强音而响彻中华大地。
让我们在重温英国诗人德莱顿的《和谐颂》的美妙乐章中结束我的关于诗教促进社会和谐的主题发言：“从和谐的氛围中，从天堂般的和谐氛围中，这一世界的图景开始了：当自然在聚集着不协调原子下匍伏，当它无力抬起它的头颅，一个悦耳的声音从高处飘临：起来吧，你是一个生命。于是，寒冷、湿热、潮湿、干旱，催促着生命按照音乐的节律，向前发展。从和谐的氛围中，从天堂般的和谐氛围中，这一世界的图景开始了：从和谐到和谐，它踏着一个音符，走完了通向人类的美满历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