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它们是对当时社会底色和人文取向的直接的世俗诠释。回头看看过去，忽然发现很多的话语已经进了历史的故纸堆，我们再也听不到了，只留下记忆中的烙印，提醒人们或许它们曾经存在过…… 

　　楔子 

　　为人民服务，同志，我问点事。要斗私批修，您问什么事啊？灭资兴无，我照相。破私立公，照几寸？革命无罪，3寸的。造反有理，您拿钱吧。突出政治，多少钱？立竿见影，6毛3。”批判反动权威，给您钱。反对金钱挂帅，给您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这是1997年相声段子《如此照相》中的经典台词。它的创作者、现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姜昆藉此一举成名。在现在的孩子们看来，这段说话之前先来句革命语录的相声是如此荒诞可笑。但几乎所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可以“向毛主席保证”它的真实性。 

　　一位作家告诉记者，“那时候上至都市下至农村，人人都会背诵语录，甚至‘老三篇’，熟练地用政治语言进行日常交流。” 

　　政治话语充满生活的年代 

　　40年前的学校生活，在当时学生的记忆中，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原北京市第一中学校长王晋堂回忆说，那时候“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等受到猛烈批判，学校的风气是“读书无用论”和“突出政治”。 

　　课本全部重编了。语文选篇里，大量内容由于涉及“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被拿掉。当时，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认为是典型的“资”，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典型的“修”。 

　　“学生们上学时都拎一个网兜，里边放一本‘红宝书’。一上课就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上课就学‘两论’（《矛盾论》、《实践论》），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自求恩》、《愚公移山》）。” 

　　1966年，学生们普遍“停课闹革命”，不用再辛苦地学习文化知识，可以随便报复以前惩罚过自己的老师。王晋堂，原本是一名语文老师，后来教了一段时间物理。当时的物理课本，有大段的教你如何炼钢铁和“三机一泵”的原理（即“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 

　　到后来“走五七道路”时，连“三机一泵”也没了。学生们全依照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精神，走出校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指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工”“学农”“学军”，为的是做到“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锤子能生产，拿起枪杆能战斗，拿起笔来大批判。” 

　　疯玩一年多后，1967年10月中央文件虽然号召了“复课闹革命”，但各学校之间的重点与非重点区别自动取消，也不再有入学和升学考试一说，学童生活依旧自由散漫。 

　　徐友渔，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1966年6月，还是成都高三学生的他准备参加高考。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停课闹革命”了。8月，学生中按照“家庭出身”分了层次。全班五十几个同学，十几个“红五类”，二十几个“黑五类”，其余是“麻五类”。 

　　所谓“红五类”指工（人）、农（民）、商（业职工）、学（生）、兵（解放军官兵）及其子弟。“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弟。而“麻五类”在各地方言中也称“花五类”或“灰五类”，即介于革命的“红五类”和反革命的“黑五类”之间的人及子弟，出身多为职员、店员、医生、教师、记者、小商小贩或自由职业者，经济、政治上大体属于小资产阶级一类。徐友渔就属于“麻五类”。 

　　在运动的初期，“麻五类”是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的。徐友渔羡慕地看着“红卫兵”同学每天到外面去“抄家”，而自己只能坐在教室里读毛著、读社论、写思想汇报。 

　　1968年，徐友渔和战友们一起下到绵阳乡间继续“革命”。刚下去，就被安排接受贫下中农“忆苦”教育——“忆苦思甜”最初来源于1947年冬季的新式整军运动，到70年代初，达到顶峰。徐记得忆到高潮时，全场皆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然后开始吃“忆苦饭”，吃的是清水煮红藤，他和同学们一口也吃不下去。 

　　经济语境逐渐形成的社会 

　　越是变革和转型剧烈的时代，新词产生的速度也就越快，相应地，消失的速度也很快。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里，五四时期、文革时期、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是新词批量出现的三个重要时期。 

　　继政治语境主导中国社会一段时间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的视线开始投向经济领域；“打倒四人帮”后，“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为人知，“两个凡是”的讨论戛然而止。学生们纷纷走进校园，出现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天之骄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陆续推行，“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农民们“欢欣鼓舞”，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开始穿上了“的确凉”布料做的“中山服”。 

　　这期间，社会上出现了“万元户”，他们大多是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中国建国后真正“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出现了。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的指标，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幻觉。但实际上，此时的中国社会，胆量比知识更重要，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意味着商机无限。 

　　在电视剧里，“个体户”的形象往往是头戴鸭舌帽、身穿大花衣和喇叭裤的留长发蓄小胡子的青年。此时的课本上教导学生，既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个体户”，也不要瞧不起“泥腿子”。 

　　接着，“倒爷”出现了。“体制内”的干部们发现了商机，觉得经商也不是可耻的，于是把一只脚试探着伸迸商海，为了保住“铁饭碗”，他们采取了政府默认的一种首鼠两端的办法“停薪留职”。意思很明白，就是停止领薪水，但保留自己的职位或者工作关系。这可以说是1980年代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中出现的一种带“机会主义”倾向的策略：经商是有风险的，万一亏了还可以回原单位。 

　　看着一些“体制内”的人“下海”而去，越来越多的人蠢蠢欲动，但他们没有办停职留薪的手续，而是在私下里谋取“第二职业”，有的单位职工在晚上到夜市上“练摊”，为的是赚点“外快”。 

　　先富起来的人，不经意间成为众矢之的，人们把一些没有文化涵养仅靠胆量“钻法律空子”富起来的人叫做“暴发户”。影视作品中，他们言谈粗俗，花天酒地，并且经常勾引一些女青年“第三者插足”。经常出现的画面是一个舞厅里转动着五色球，人们要么跳交谊舞，要么跳“迪斯科”，或者夸张地扭曲着身体走“太空步”。 

　　这期间，在经济领域剧变的背景下，刚刚得到重视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文革”，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叫作“伤痕文学”。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结合现实，创作出了一批反映“男女关系”的文学作品，电影《庐山恋》成为最热的文化现象之一，人们压抑在内心的情愫似乎被集体调动起来。“街上出现了红裙子”，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传唱开来，李谷一的“颤音”受到大众的模仿。“春节晚会”成为新民俗，混血儿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让青年男女有了新的“偶像”标准。 

　　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怪现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这时候邓小平的“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被广泛引用，中国的语境大幅转变为经济语境，对于“姓社还是姓资”的鉴定标准也出来了，“是否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成为最重要的指标被提出。中国社会进入了一次历史性的价值取向的转型。 

　　之后，“改革开放”政策被高调提出，“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后，沿海特区出现了，新兴的特区城市里涌来了“外来妹”、“打工仔”，绕口的“粤语”一夜风行。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也不想说我很纯洁”，当耳旁响起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歌时，之前长期生活在国家主义语境里的人们，在“一切向钱看”的人潮中，突然发现自己彷徨在“十字街头”，既不“崇高”，也不“美好”。 

　　链接 

　　已逝去的词汇 

　　★红海洋：1966年夏季开始席卷全国的，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大幅墙体涂成红色，寓意“革命化”的风潮。这一造势风潮，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还一度造成红油漆供销的空前紧俏。 

　　★四化：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由周恩来提出。粉碎“四人帮”后，四化建设正式予以落实和贯彻。但后来，逐渐不提四个现代化，统称现代化。 

　　★的确凉：英文dacron的转译，原指涤纶织物。实际上，的确凉穿起来既吸热又不透气，是名副其实的“的确热”，但因花色较多，穿“的确凉”成为20世纪60年代的一大时尚。 

　　★万元户：在我国一度是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富起来的第一批家庭的代名词。如今流行说法——10万刚起步，百万马马虎虎，千万才算富！万元户？听起来跟穷人似的。 

　　★作风问题：特指在男女关系上的非正常现象。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人的概念中，作风问题几乎是隐私的惟一内容。“作风问题”本来与工作无关，但人们对某个人的工作评价又常常把它扯进去。

    上海辞书出版社老社长巢峰，曾于1993年出过一本《文化大革命词典》，现年79岁的巢峰在提及这部收录了1000多个词条的出版物时，称它“只是一本小辞典”。巢峰说：“这批词语已经成为我们一笔特殊的历史遗产。如果把它们真正收集全了，数量是现在的十倍也打不住。各种组织形式、会议、事件、经济词语、诗词、艺术……一段历史涉及的所有方面，都应该有所对应。” 
　　巢峰做的工作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社会语言学家陈松岑早在二十年前已经编著过类似的词典，只是至今尚未出版。 

　　事实上，现代社会中，话语的生生死死，会在当时的出版物里留下痕迹。一位从1960年代中期起供职于《人民日报》的老编辑回忆，那时候的《人民日报》有一些文章语言“起承转合很有一套，有点八股文的意思。”例如湖南革委会成立，开篇第一句就是“芙蓉国里尽朝辉”。而且，“文章的用词比较夸张”，这位老编辑说。比如为了表达对党和领袖的感情，在“敬爱的”前面加“最”，然后是“最最”、“最最最”，最后是，“最最最最”成了一种最常出现的格式。 

　　精神资源，或用作匕首？ 

　　这些消失的词语，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不仅吸引了语言研究者的目光，在艺术家的手中，它们有了更活泼的使用方式。“即使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套语言都未像在中国那样发展到极致。”一位作家说。 

　　民间音乐人张广天曾经对那些革命语言情有独钟。从1990年到北京以后，直到2003年非典前，他常年胸佩毛主席像章，经常引用语录里的话，他有两个网站，一个叫“黑板报”，一个叫“音乐大字报”。 

　　张广天生于1966年，他的名字就是那个时期语言的产物：“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两年后，这句话作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在全国风行一时。 

　　“小时候是‘红小兵’，在极左的语境下成长的时候，对那些词当然厌恶得要命。好容易那一段过去了，接受了一些蹩脚的西化教育后，接着碰到了另一种失望。于是对那些词重新进行解读，解读后，它们是否能成为精神资源倒未必，但是会成为斗争的武器，好像发现了一把很好用的匕首。” 

　　在张看来，中国人今天还是容易被群众运动所蛊惑，比如：文革年代的迷信容易破除，摇滚乐的迷信就不容易破除。而现在所谓的“草根”意识几乎又成为新的迷信。 

　　张说：“个人的思考和选择是最重要的。当自我表达被淹没的时候，不是借钟馗打鬼，就是借鬼打钟馗，这挺悲哀。” 

　　不曾完全消失的影响 

　　如今，那个年代生产出来的大部分词语确实已经从人们的口语中消失了，但其中的一些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仍然少量地保存下来，例如刷在墙上的标语口号。前年，在各地开展的清除“暴力标语”的活动中，让人们又对这些即将“二次消失”的话语做了一番忍俊不禁的集中回顾。 

　　除了特定环境中留存的话语“活化石”以外，近年在一些纯属诞生于这个时代的新鲜事物中，也出现了某些话语的自觉翻版。如网络论坛的“嘴战”中大量的无理论证和暴力话语，都市报的社会新闻和体育版中频繁出现的带有血腥和杀气的标题等等。 

　　“大批判”这个词，曾经在“革命斗争”的年代被广泛使用。那位《人民日报》的老编辑说，在“大批判”的氛围下，“黑爪牙”、“小爬虫”、“狗崽子”、“臭老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踏平×××”、“扫平×××”、“铲除×××”等暴力性的名词和动词纷纷出炉，充斥了人们的语言空间。 

　　据这位老编辑回忆，这套话语体系在文革结束后仍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党的大政方针从“阶级斗争为纲”转为“实事求是”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慢慢发生变化。从1981年开始快速减少，直到1985年基本销声匿迹。 

　　“那个时代语言中最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语言暴力，而语言暴力应该由我们整个民族负责。”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金立鑫表示：“中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影响深远。至今为止，惟命是从都是一种主流意识。” 

　　金立鑫认为，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那个年代的话语不会大面积卷土重来，但话语背后的心理基础在一些人潜意识里依然存在。